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紧紧围绕改善民生拓展需求，促进消费与投资有效结合，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文｜《财经》记者邹碧颖

编辑｜王延春

2月17日，大年初六，四川省自贡市的万达广场人头攒动。领着孩子的父母、相约观影的朋友、挑选衣服的情侣，纷纷涌进了这座刚开业两个半月的购物中心。正值晚餐时点，三楼的海底捞、卤校长火锅店、阿福花椒鸡等餐馆座无虚席，许多人不得不拿号在外排队等候。

3公里外的华商国际城商圈同样热火朝天：去年9月底开业的爱琴海购物公园，是自贡首家集购物、休闲、餐饮等功能为一体的购物中心，带来了首次入驻当地的永辉超市、必胜客、Timberland等品牌门店。春节期间，手持验证健康码进入商场的消费者在外排起长龙。新开业的星巴克、瑞幸咖啡更是一座难求。

市民赵茜茜（化名）告诉《财经》记者，自贡万达广场的购物面积不算大。尽管优衣库、海底捞、万达影城等门店首次进入了当地，但品牌总数仍不及成都丰富。而华商国际城商圈除了吃喝玩乐的项目，可供“买买买”的鞋服品牌也仍然不足。

即便如此，春节期间上述两处商区的人流量累计达到80万人次，几乎是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当下，自贡还在筹建绿地商业中心、步步高润达国际城、天骄城等三大商业中心。可以预见，未来几年，随着城镇化扩容，以及大型购物中心、一二线城市品牌的继续下沉，加之现有十几个成熟商区的驱动，这座五线城市的消费潜力将得到继续释放。

自贡市的促消费景象或是许多中国城市的缩影。以四川为例，去年8月发布的《四川省培育发展新消费三年行动方案（-年)》提出，创建成都综合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成绵阳、南充、宜宾等区域消费中心城市。通过消费扩容提质，实现到年，四川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2.2万亿元，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超3万元、1.8万元。

而放眼全国，“扩内需”已经被普遍视作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所在，并将决定中国“十四五”时期乃至实现年远景目标前这一更长时期的经济动能转换成败。提出“十四五”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破除制约要素合理流动的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立足国内大循环，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依托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扩内需”不仅已经成为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也是今年初各地地方“两会”释放出的强烈信号。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吸引国内外知名品牌首店首发，完成22个传统商圈改造提升；上海提出，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一批智慧购物示范场景、商业消费体验中心；广东则提出壮大信息消费，鼓励发展智慧商店、智慧餐厅等内容。“扩内需”正在加速成为中央及地方政府稳经济的重中之重。

与此同时，中国自年开始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正处于调整之中。去年11月25日，刘鹤副总理在《人民日报》发文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给侧，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产品和服务的品种、质量难以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市场需求。同时，要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始终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去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列入了年八大重点任务之一，并重申“需求侧管理”这一关键词。会议指出，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渊分析，“扩大内需”既包括促进就业、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撬动作用等传统的总需求调控，也包括有关需求侧改革的内容，例如：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等。为了涵盖上述两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统合以“需求侧管理”一词进行描述。

关于“扩内需”的讨论亦非首次出现。早在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就曾提出扩大内需目标，但彼时更倾向于一种短期性的政策调整。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年底举办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通过扩内需，应对外部风险、保增长。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中国提出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扩内需”再次受到热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告诉《财经》记者，自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经开始转向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而今明确形成以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实是中国从改革开放40年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向双循环开放型经济战略转型的一个过程。中国朝向国内市场扩内需，实际已经转型12年。

“凡大国，都是以内循环为主体；凡开放大国都是双循环相互促进，概不例外。”张燕生指出，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为了推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从内向型战略向外向型战略转变、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采取了以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新加坡以及韩国等小经济体为代表的东亚模式。作为小国，中国发展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可与其他国家相安无事，一旦成为大国，却易招致纷争。

可见，无论是否出现逆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或是中美 ，中国选择“扩内需”的战略转型都是必然。

寻找经济增长新引擎，中国扩投资的空间有多大？

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中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达亿元，同比增速达28.7%。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分析，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购买力均有恢复，是个积极迹象。中国经济正由年供给端拉动的结构性复苏转向年供需协同发力的全面回暖。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颜色分析，受低基数效应影响，今年一季度的中国经济有望实现18%的增长率。

对于年中国经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保持GDP增速在6%以上。国内外机构及经济学家多预估中国GDP增速在7%至9%之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年世界经济实际GDP增长率将达5.5%，而中国有望实现8.1%的增长，超过美国、德国、韩国、俄罗斯、日本等国。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或达7.9%，超过全球4％的GDP增速，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照此趋势，中国经济规模在年超过美国已是大概率事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加快赶美速度，预计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会提前至年。而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预计，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或将提前至年之前。

大势之下，暗流涌动。中国经济前景可期，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从长期看，中国社会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节点，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产业链供应链外迁、少子老龄化加重人口危机、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减碳承诺的截止日期日益逼近，使得中国经济面临下行风险。从中期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彻底结束未可知，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博弈将走向何方尚待观察，去年的全球救市大放水是否将造成大通胀更是引发强烈担忧。

短期而言，李克强总理指出，国内疫情防控仍有薄弱环节，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万亿元，同比增长2.3%。“三驾马车”中，投资拉动GDP增长2.2个百分点；出口拉动GDP增长0.7个百分点；消费则下拉0.5个百分点。

尽管年出口逆势上扬，但经济学家们提醒，外需存在很大变数，不宜将出口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张燕生指出，过去十年，全球货物贸易量的增长率是全球GDP增长率的0.5倍或更低。超级全球化收缩、全球供应链收缩、全球货物贸易和直接投资萎缩已是一个既成事实。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由年的64.2%下降至年的31.8%，出现了腰斩式变化。

“国家越富裕、人均收入越高，外贸占GDP的比重反而会降下来，这是大国经济演进的客观规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分析，未来十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将继续下滑，国内产出更多可能会服务于内需。而在眼下的年，经济学家们预测，“三驾马车”中，消费向上修复的确定性最强，增速有望超过经济增速，成为拉动GDP的主要动力；投资全年或将呈现前高后低态势，增速在7%至10%之间；出口保持高位平稳。

当下，中国经济学界的基本共识是，转换经济发展动能势在必行，关键是要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战略，畅通国内大循环，立足“扩内需”的战略基点，着重扩投资、扩消费。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向《财经》记者指出，中国消费的潜力相当可观，但是如果没有投资先行于首道环节，在经济运行中对后续的消费形成可持续的支撑力，一味扩大消费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逻辑上讲，首先要使有效投资支持的有效供给不断引导和满足消费侧需求，使得内循环可持续。

实际上，长期以来，投资也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稳定、也最易调控的因素。年、年、年的三次逆周期调节中，扩投资都成为中央政府主要的政策选择。尤其是在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强烈冲击的年，通过增加财政赤字等方式，中国的投资最终实现2.9%的正增长，高于经济整体增速。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预计，年中国投资增速也会在8%左右，绝对水平高于去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提出，要扩大有效投资，如何预判未来的投资增长情况？细化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分为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三大部分，未来一年、“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远的一段时期，中国扩投资的空间会在哪里？

房地产方面，年，中国房地产业开发投资1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0%，带动了固定资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去年监管层释放的“三道红线”确定信号，导致市场认为房控政策趋严，但货币宽松和经济重启后的刚性需求释放促使房地产销售走俏，反而刺激了投资。对于年房地产的投资，管涛指出，房地产信用收紧的消息频出，会否引发商品房销售增速出现下行拐点仍需观察。中国房地产政策可能借鉴了日本地产泡沫破裂的经验，房地产投资和房价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不高，年的房地产投资预计中规中矩。

着眼长期看房地产投资空间，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接近61%，而中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水平一般达到80%以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前副院长马晓河对《财经》记者指出，假定未来中国75%以上人口留在城市，这意味着还存在15%的城镇化率提升空间。伴随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特别是城市群建设中大城市住房问题需要得到解决，房地产投资仍然存在增长空间。

至于基础设施投资，能否持续发力拉动经济？去年全国“两会”批准了1万亿元特别国债并将财政赤字率提升至3.6%以上，但基础设施投资仅增长0.9%。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65万亿元，优先支持在建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亿元，继续支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工程，推进“两新一重”建设，实施一批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现代物流体系。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3万个。不过，许多经济学家指出，路水电气网等建设空间正逐渐缩小，传统基建的投资空间已趋向饱和。管涛预计，年的基建增速可能仅小幅增长。

更大的空间关键在于新基建。据国家发改委定义，新基建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大领域。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移动总经理杨剑宇建议，国家加快完善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重大建设项目布局，充分发挥新基建在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方面的强大动力。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建议，加强国家层面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新基建”发展白皮书》预计，到年，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新基建领域直接投资将达10万亿元左右，带动投资累积或超17万亿元。

复苏最为滞后的制造业投资又将如何？年，制造业投资出现2.2%的负增长，掣肘经济增长。但伴随新冠疫苗接种铺开、疫情得到控制，全球需求逐步复苏，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也将回升，制造业投资也会回暖。尤其在中国，去年四季度主要金融机构投向工业的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连续六个季度增速上升。管涛分析，从贷款到投资存在时滞，加上低基数作用，今年制造业投资应该有较大反弹，可能会高于整体投资增速。另有经济学家预计，叠加年暂缓的投资需求释放以及低基数效应，中国制造业投资在年或将增长10%左右。

从长期看，中国制造业投资分类中的高新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也存在很大增量空间。去年全球进入“大封锁”状态，中央多次强调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形成更多增长极。年，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高达10.6%。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深入谋划推进“科技创新－重大项目”，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6%，鼓励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延续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75%政策，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等举措。管涛分析，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中之重，科技创新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速改善的重要发力点，而新基建也主要面向高技术产业，因此高技术产业有望迎来长期增长。

综合马晓河等经济学家的观点，未来中国的投资具体存在三大空间：第一，传统投资领域在边远地区、农村地区剩下的“最后一公里”仍待加强，农村的路水电气、地下排污、环境改造等尚须完善；医疗、文化、教育等民生领域也需加强投资。第二，通过投资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努力构建城市网络群拉动经济增长。第三，向以新基建为代表的、可为未来经济培育潜在增长力的领域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扩投资必定引发中国内需结构的调整变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展示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投资率从年的38.4%上涨至年的43.1%，消费率则从年的61.9%下降至年的55.4%——这意味着上述两项数据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和三分之二。而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内的诸多经济学家已针对中国投资率长期偏高、消费率长期偏低作出过警示：

投资率长期偏高，会加剧能源和运输供求紧张矛盾，加大通货膨胀压力；消费率长期偏低，会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大量生产能力过剩，投资效益下降。长此以往，必然导致银行呆坏账增多、金融风险增大，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投资实际上也不宜过量扩张。

另一方面，扩投资其实也存在扩张阻力。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自民间、政府、外资三方。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8.万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约55%。另据商务部数据，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8亿元人民币，外商投资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这从侧面反映出政府投资占比也相当高，而以公共品、大基建为主要投向的政府性投资若要继续追加，也将面临地方隐性债务、国企杠杆过高等“天花板”因素的制约。叠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推进去产能的大背景，扩投资的空间在整体的经济增量中应不会过大。

而扩消费，才是中国在年乃至“十四五”时期扩内需的主要发力点。

“消费分级”如何扩内需，中等收入群体从何而来？

然而，如何扩消费？当前，“消费升级VS消费降级”之争日趋热烈。有学者将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并存的现象称为“消费分级”。

一方面，许多人的消费能力出现萎缩现象。2月中旬，读者在《财经》杂志一篇关于扩消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