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复旦青年复旦青年

王谢堂前燕已去，香芸帙中事犹存，历史的变迁赋予了台湾无限丰富的色彩。《台北人》是再现大时代转折之际台湾普通人命运的经典之作。来自台湾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林志鹏，通过严谨的学术眼光与辗转两岸的人生经历进入这部小说，体悟百万迁台大潮内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百味，更将其置于台湾近两千年历史中族群变化、政权更迭、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探索小说蕴藏的羁旅伤痛、时代记忆与家国情怀。

林志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复旦青年记者朱思言王佳同齐臻熹肖淑方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杨俊尧编辑

青年：据我们了解，林老师国庆假期回了一趟台湾，这可以说是一年中难得的团圆和欢愉时光。老师年攻读完台湾大学文学硕士后就到武汉大学读博，之后转入北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到现在任教于复旦大学，可以说在大陆生活已有十六年之久。十六年来，您每次往返两地有什么感受？

林志鹏：我在武汉、北京、上海都待过，大体的印象是大陆的硬件设施越来越先进，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在上海，一切生活事务都可以在手机里解决，十分舒适便捷。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一些三四线城市甚至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有很大改善。另一方面，未来大陆如果能在公民意识、法治精神和文化涵养等层面逐步改善，将能迈进“富而好礼”的小康社会。

青年：从三国时期东吴将军卫温远航台湾开始，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始终不断，海峡两岸的移民活动进行到现在已有数千年之久，请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段历史。

林志鹏：一般我们认为三国时期大陆和台湾已有联系，但早期相关史料较少，所以当时早期移民的规模应该不会很大。明清时期，尤其清代之后，才开始有大量汉人到台湾开垦移民。十七世纪明末清初之际，由于社会动乱以及天灾，原本多山的福建、广东地带经济情况较为恶劣，迫使当地人口大量向海外移动。而台湾比较近且地广人稀，所以就成为当时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清代赴台湾的汉人中，以泉州最多、漳州次之，还有广东的客家人和潮州人，这些族群构成台湾汉人社会的主体。清初的移民大多在自然环境较佳的平原和盆地开垦，像我的祖先就是康熙年间从漳州平和县到台湾北部的淡水垦殖。清代前期的闽南、客家移民相处比较融洽，往往混居或合作开垦，但到了清中期乾、嘉之后，移民渐渐增加，能够开垦的平地减少，闽、客抢夺资源而造成的冲突转为频繁。由于客家人数较少，处于弱势，所以被迫迁徙到靠近山边的桃园、苗栗、南投等地。部分留在闽南移民较多的彰化、云林等地的客家人产生了微妙的族群融合，一些客家人改以闽南话作为主要语言，成为“福佬客”（福佬是闽南民系别称）。这种情况与客家人明清时期在广东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客家人在宋元之际迁入广东东部，明清时期在广东山区有较大的势力，后来一些零散迁入山区的南方移民为了站住脚，接受了客家人的语言和风俗，被同化后自称客家人，从而使客家队伍日趋扩大。可以看出，一个族群在势力强大时有一定的吸引力，能使周边弱势族群同化；当这个族群再度迁徙时，势力变弱，为了适应环境，只得选择与当地的强势文化融合。

除了文化的交汇外，不同族群在台湾的相遇也产生了血缘的融合。汉人进入台湾后，自然会侵夺在平地的原住民，也就是平埔族的土地，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在汉人不断垦殖的情况下，为求生存的平埔族开始学习汉语和汉人的耕作技术，逐渐汉化。同时，由于清朝渡台禁令规定只有单身男子才有资格申请赴台，汉人来台者绝大多数为男性，汉人族群中男女比例悬殊。为繁衍后代，这些来台的“罗汉脚”（没有妻室的成年男子）有不少与原住民女性通婚，形成“有唐山公，无唐山妈”的现象。

而有些学者依据族谱资料，对于这句谚语所反映的台湾移民的现象有所质疑。不过，族谱中所记女性先祖的信息总是附加的，如果唐山公娶了原住民，很可能不会在族谱上记上一笔，仍是写上大陆原配，晚一点的情况则是平埔族已经汉化，姓名改为汉姓，亦无从判断其真正的族属。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殖民后期（年代）推行皇民化政策，推行日语，改从日姓、推进宗教、历史观的改造，尽管无法动摇中华文化的根，然而台湾的地方建设、人文风俗难以避免地沾染了日本文化的色彩，在台湾原先的汉人、原住民文化上又添上浓重的一笔。

年台湾光复后，少数大陆移民来台发展。年后，国民党政府迁台，以中国大陆为主的各地移民陆续来台。这次移民属于政治、军事的移民，迁移的人数达到一百多万，可以说是上个世纪数一数二的大规模移民。这次的移民潮使台湾的人口结构出现剧烈的变化，本省人、外省人的称呼随之而起，来自大陆各地的军人、公务员聚居在眷村，形成当时台湾社会的特殊面貌。白先勇《台北人》和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所反映的就是这个时期，前者抒发了大陆移民对于今昔之比的慨叹，后者也表达了这种失落的情绪，并反映出了不同族群的冲突。

青年：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的作品《台北人》讲述了上世纪中叶一些从大陆移居台湾的人的故事。从他们的移民生活中，我们体会到了那个时代移民台湾的大陆客的生活百味，不知老师读过这本书之后有何感触？

▲《台北人》封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图源网络

林志鹏：这本书是一个纪念碑，纪念、怀想一个时代的逝去，如同白先勇在书前的题词里所述“纪念先父母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但年前的民国时代是留在故事主角的记忆中的，是通过与“今”的对比（人物49年之后在台湾的生活、凋零及怀感）而隐隐浮现的。通过数篇短文描写“社会众生相”，继而抒发时代变迁之感。

“台北人”书名本身就是一大讽刺（小说中的主角来自大陆各地，并非土生土长的台北人），但这种批判是带有同情性的理解和夹杂温情与愤慨的复杂情绪。对于诸篇小说中的主角不肯放弃过去，拒绝活在当下这一现象，白先勇通过客观描述和铺陈故事情节来进行批判，所以台大外文系颜元叔教授说白先勇是一位“嘲讽作家”，他“通过冷酷的分析，揭示出一个已经枯萎而不自知的社会”。书中那些来自国民政府的高官、将领、交际花紧紧抓住过去的荣辉与浮华，坚持着自以为是的正统和排场，而不肯放下身段，看看脚下这片土地，被时代淹没是大势所趋。

我认为《台北人》的主题是欧阳子在书前《白先勇的小说世界》所说的“今昔之比”，也就是变换的时空背景下，人事已非的苍凉。书前白先勇的题词已说明一切。他引了刘禹锡的诗《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传达出全书所一贯的今昔对比的悲怆。如果拿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作个比附，可以说《台北人》是我们当代的《游园》、《惊梦》，或者说是当代的《红楼梦》。过去的一切如同梦境一般，代表着青春，光荣，所有美好的一切。当书中人物从梦中惊醒，落回到颓老腐朽的现实，只能哑然如槁木死灰般沉寂。我们看书中那篇《游园惊梦》，故事中的钱夫人从前在南京是昆曲名角，来台多年后她去参加旧友窦夫人的盛宴，席间安排她唱《牡丹亭》中的《惊梦》，但她喝多了花雕酒，随着蒋碧月吟唱《游园》的乐音和伴奏，昔时的回忆和感伤涌上心头。最后钱夫人嗓子哑了，内心哽咽，无法成声，《惊梦》终究没能唱成，留下无限的惆怅。那段《游园?皂罗袍》出现在这篇小说中是饶富深意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

除了汤显祖的《牡丹亭》外，有不少评论家也把这部书的艺术追求和主题与《红楼梦》联系起来：乔志高在《台北人》英译本的编者序中指出，《游园惊梦》这篇小说把牡丹亭的戏文镕铸在故事中，这是有意呼应《红楼梦》中林黛玉因偶然在大观园听到《牡丹亭》而惊觉韶华易逝的情节。在白先勇先生的文艺生涯中，除了小说创作，最为时人称道的便是他对青春版《牡丹亭》的推广。自年起，他全力投入昆曲牡丹亭的制作，后来在台北、香港、苏州、杭州、北京、上海及欧美演出，造成轰动。我在北京作博士后时曾在北大的百年讲堂看过一次现场演出，当时还配合昆曲的研习和讲座，落幕后白先生到台前接受观众的喝彩。他热心推动年轻人接触传统曲艺，发扬对传统文化的热忱，令人感动。在牡丹亭的推广之后，近年白先生又投入他所钟爱的《红楼梦》，作了这部经典小说的导读，出版了DVD（、16台大出版中心），还有一本《白先勇细说红楼梦》(，时报出版社)，足见他对红学有深入的研究。余秋雨先生在谈到白先勇的小说艺术时说道，“这位现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行箧中醒目地放着一部《红楼梦》，而且永远不会丢失。”

青年：这群从大陆迁移至台北的人带到台湾的不仅有故事，还有来自各地的文化和生活习俗。您觉得这些文化习俗对台湾社会和本土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林志鹏：第一是对风俗的影响，比如漳泉一带道士的巫风、祭拜妈祖的习俗，深刻地影响台湾的宗教文化，另外像汉人祭拜地基祖是受平埔族阿立祖信仰的影响等。

第二是对饮食的影响。食物总是能直观地挑起乡愁，《台北人》对于故乡食物的眷恋时有所见，如《花桥荣记》的桂林米粉、《岁除》的川味火锅，以及《永远的尹雪艳》中对尹雪艳宴请宾客的相关描写，都体现出移民对饮食文化的影响。

青年：《台北人》的一大显著特色是用小人物的生活故事构建出一幅历史。从历史学的角度，您如何看待从社会百态来折射时代，用个人命运书写历史宏大叙事？

林志鹏：《台北人》借叙事抒发复杂的个人情绪，以极其独特敏锐的观察视角叙述小人物的人生经历，用极具水准的语言功底讲述故事，所以不能认为它单纯在写历史，更应将其看作用小人物的故事去纪念整个逝去的时代。从历史研究角度来说对于个体的研究固然有助于了解其所处的时代或社会，但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毕竟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求真，前者则有缘饰虚构的成分，不能强合。

旅美的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曾说《台北人》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民国史”，他举出的理由是书中人物如《梁父吟》中的主角朴公及其怀想的袍泽仲默在辛亥革命中有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不过，把这部书说成是一部浓缩的民国史，我觉得言之太过，白先勇并不是想借虚构或改写的人物呈现历史的样貌，他不像史景迁（JonathanD.Spence）想借着人物经历的描述写史，他更多地是想树立一个文字的纪念碑，通过书中人物“追忆似水年华”，表达、抒发旧时代即将逝去的怀想和感慨。

白先勇的《台北人》中，既布满文学的虚构性，又充满历史痕迹，让历史事件在其笔下具有生命力，这正是其高明之处。总之，正如欧阳子所说，“贯穿《台北人》各篇的今昔对比之主题，或多或少，或显或隐，都可以从社会、文化、个人这些观点来阐释。而潜流于这十四篇中的憾人心魄之失落感，则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永远无法长保青春，停止时间激流的万古怅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