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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顾颉刚日记》,而早在年5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就已经出版了《顾颉刚日记》,历史学家一般都勤于撰写日记,但像顾颉刚日记时间跨度之长,文字之巨,却实属罕见,既是其人生经历的写照,也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个侧影,读者可以从中窥视历史一隅,无怪乎台湾和大陆都先后出版了12册的《顾颉刚日记》。

《顾颉刚日记》

顾颉刚是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以及古史辨学派创始人,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顾颉刚日记》始于年,终于年,共余万言,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原始史料,最终能够得以保存下来并出版发行,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顾颉刚(—)字铭坚,江苏吴县人,年5月8日出生于江苏吴县一个书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为顾家题写了“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匾额,其自幼随祖父、母亲、叔父识字、读书,入读私塾之后,始读《四书》、《诗经》、《左传》、《礼记》等古书典籍,读书之余喜听家人讲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及当地掌故旧闻,由此萌发了对历史的兴趣。

顾颉刚与祖母合影

顾颉刚于年考入“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堂”,与叶圣陶、顾廷龙等人为同班同学,接受新式教育的启蒙,年又考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这所学堂也是苏州历史上第一所公办学校,他在通读《尚书》、《周易》、《国朝先正事略》等古典文献时,发现其中有不少伪造之书,深感古书中有许多问题,因为想尝试辨伪。

年4月,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最初报的是农科,后改为文科,常听马裕藻的国文课,沈兼士的文字学课,还经常去听国学大师章太炎讲学,年夏考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师从陈汉章、崔适春、陈大齐等教授学习中国哲学史、公羊学、西洋哲学史等课程。

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相继聘用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为文科教授,为北大旧式教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尤其是比顾颉刚年长两岁的胡适,为沉寂的北京大学带来了一缕春风,胡适所讲授的中国哲学史从周代开始讲起,在学生中产生极大的震动,文科学生大都臣服胡适的学问,顾颉刚也开始师从胡适学作白话文。

年冬,顾颉刚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并为《新潮》月刊撰写文章,但“五四运动”爆发时,顾颉刚未在北京,而是回乡处理家务事,因此错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

年夏,顾颉刚从北京大学毕业,被留校担任助教兼图书馆编目员,与胡适成为同事并过从甚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于年11月开办后,顾颉刚经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讨论辨伪书、伪事,曾协助胡适搜集曹雪芹家世资料,并经常与胡适、俞平伯讨论《红楼梦》。

顾颉刚(右三)与同仁合影

年,顾颉刚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学语文和历史教科书,并开始研究《诗经》、《尚书》、《论语》中的古史资料,他在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曾引起了一场古史大辩论。

顾颉刚还先后发表了《诗经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地位》、《郑樵著述考》、《红楼梦序》、《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答刘胡两先生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等一系列学术论文,其中以《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引起巨大的反响,一时成为数十位学者共同研究的课题,他在编辑《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时,还曾发表了《盘庚中篇的今译》、《盘庚上篇的今译》、《金腾篇今译》等论文,均获得学术界好评。

顾颉刚从事国学研究之后,深受章太炎、康有为学术思想的影响,也深受胡适、钱玄同等师长兼同仁的影响,在胡适、钱玄同的引导之下,确立了疑古思想,并于钱玄同共同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辩伪的大讨论,并将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八册,《古史辨》于年出版后,曾在学术界及社会上引起轰动。

《古史辨》

年8月,顾颉刚应林文庆之聘,担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史学研究教授兼国学系名誉讲师,同时负责编辑《国学研究院周刊》,期间与鲁迅产生了交集,他们几乎是同时入校,又几乎是同时离开,虽然共事时间不长,但二人却心生芥蒂,以致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熟悉鲁迅文章的人都知道,顾颉刚被鲁迅在文章中痛骂过,这似乎成为顾颉刚身上永远抹不去的污点,由于鲁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凡是被鲁迅痛骂过的人,应该说是“盖棺定论”了,几乎没有什么好的下场。

年4月,顾颉刚受聘国立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完全得益于老同学傅斯年,当时傅斯年是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兼任中国文学和历史系主任,顾颉刚履职后接替傅斯年出任历史系主任,主讲中国上古史、书经研究、书目指南等课程,而鲁迅比顾颉刚早三个月执教于中山大学,等顾颉刚到中山大学执教时,鲁迅已经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定居了,因此二人没有机会产生交集。

傅斯年

年,傅斯年、顾颉刚受蔡元培之邀,在广州筹备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傅斯年担任所长,顾颉刚出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后来顾颉刚与傅斯年产生矛盾,于是退出语言历史研究所,从此与傅斯年分道扬镳。

年5月,顾颉刚回到北京,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主讲中国上古史研究,同时担任《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并经常在北京大学兼课。

在燕京大学工作期间,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先后撰写了《四部正讹》、《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五德始终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等一大批学术论文。

顾颉刚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禹贡》等部分涉及的问题很多,为了搞清楚存在的问题,他在燕京和北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讲授《禹贡》,编写《尚书研究讲义》,并于年2月创办了《禹贡》半月刊,形成了“禹贡学派”,年3月出任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主编北平研究院的《史学集刊》,年7月又出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顾颉刚

“七七事变”之后,顾颉刚应“中英庚款董事会”之聘,出任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考察甘肃省及西宁市的教育,出任“老百姓”社社长,并编印《老百姓》旬刊,以西北民歌方式进行抗敌宣传,又先后赴临洮、渭源、康乐、岷县等10余县考察,并在临洮、渭源办小学教员讲习班。

年10月,顾颉刚出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主讲“经学史”、“中国上古史”等课程,以语体文编著《上古史讲义》,国立北平研究院在昆明重组历史研究所后,顾颉刚仍担任历史组主任,还在昆明《益世报》上开辟《边疆》周刊。

年秋,顾颉刚抵达成都任齐鲁大学教授,主讲中国古代史、古代史实习等课程,并担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同时任目录学、春秋学、经学、古物古迹调查实习、编辑方法实习等课程,教学任务十分繁重,还创办了《责善》半月刊及《齐大国学季刊》,当时钱穆、老舍都在此任教。

年4月,顾颉刚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同时出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并主编《文史杂志》,并被国立中央大学聘为专任教授,还在师范学院国文系讲授“史记研究”等课,在文学院史学系讲授“春秋战国史”课,其讲课笔记曾以《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为题出版。

顾颉刚夫妇合影

年4月,顾颉刚与人合办“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并出任社长,年3月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主讲史记研究、春秋战国史、历史地理等课程,年11月又回到齐鲁大学任国学研究所主任,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春秋史”等课程,因学校闹学潮等原因,又从成都返回重庆,继续在复旦大学执教。

年2月,顾颉刚回到北平后,四处查询被日本人所掠去的藏书,以图恢复禹贡学会并主编《禹贡》周刊,此后顾颉刚又先后在苏州、上海、兰州等地执教,频繁地变换工作地点,最终在复旦大学稳定了下来,期间被评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顾颉刚一度想去台湾,但终未成行,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因家累太重,二是不愿与傅斯年为伍,上海解放后,尽管其人事关系在复旦大学,也只是“闲云野鹤”般的存在,并没有得到学校的重用。

顾颉刚

年8月,顾颉刚被调到北京工作,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担任一级研究员,担任《资治通鉴》总校,年又开始标点《史记》,同年在评选学部委员时落选了,而落选的根本原因,应该不是学术上的,很有可能是政治上的原因。

顾颉刚除了在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及一些学术团体职务之外,没有被赋予任何职务,即便诸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之类的职务,也只是为数不多的几次,顾颉刚学术生涯基本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而家庭生活也是非常糟糕,经常受到老婆的责骂,其晚年能够忍辱负重地活下来,已属不幸中的万幸了,唯一能够倾诉的对象,就是自己的日记了。

顾颉刚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顾颉刚被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受命主持《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并于年完稿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已是耄耋之年的顾颉刚被推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务,但这时的顾颉刚已经失去了履职的能力,年12月25日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晚年顾颉刚

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曾为台湾版的《顾颉刚日记》写了一篇长序——《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洋洋洒洒10余万字,堪称史上最长的序言,以致能成为一本独立出版的书籍了。

在这长篇序言中,余英时用相当的篇幅,叙写了顾颉刚长达半个世纪的梦中情人——谭慕愚,顾颉刚一生经历三次婚姻,但他最钟情的人却是谭慕愚,这在《顾颉刚日记》中有相当篇幅披露,谭慕愚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其一生度过了95个春秋,但却终身未婚,实在是一个“世纪之谜”。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名言,《顾颉刚日记》的价值就在于为读者呈现了一部浓缩的民国学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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