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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评论家：ifengopinion

一言以蔽之，“一言定时局”的时代过去了。从“政论治国”走向“政治风向”，继而“公民启蒙”，然后“公共言说”，评论正在回归本来面目，遵循新闻的逻辑，尤其是遵循评论自身的生产逻辑。

文｜凤凰网评论总监高明勇

从年改革开放元年算起，中国的新闻评论也已走过37年历史了。那么，从百年中国言论史的维度看，这37年的轨迹是什么？

六年前，《新京报》评论部在梳理近十年中国新闻评论的发展历程时，特邀知名评论研究学者马少华撰文《评论，从特权到人权的历程》（年11月14日《新京报·评论周刊》）。他从三个维度进行审视，一是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阔”，二是由论说之“高”到时评之“近”，三是由职业写作到“公民写作”。

“从特权到人权”，其实更近乎对中国百年言论史走势的判断。当然，角度不同，结论也更为多元，比如媒体格局的变迁，民众观念水位的上涨，等等。

梳理改革开放以来这37年的评论“断代”简史，可以看到评论的轨迹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去意识形态化”。具体表现就是逐步去特权化、去神秘化、去神圣化，逐步走向公共性、专业性、开放性。

评论发展变化轨迹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当政治运行相对成熟时，评论才有可能去意识形态化；反之，当政治运行还不够成熟时，评论必然高度意识形态化，甚至被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

一言以蔽之，“一言定时局”的时代过去了。从“政论治国”走向“政治风向”，继而“公民启蒙”，然后“公共言说”，评论正在回归本来面目，遵循新闻的逻辑，尤其是遵循评论自身的生产逻辑。

如果说有一篇评论可以称为“改革开放源头”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影响之大，乃至可以上升到“政论治国”的高度。

年5月10日，经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阅，党校内刊《理论动态》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署名“光明日报社供稿”。次日，《光明日报》刊发全文，并经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也是《光明日报》的第一篇“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轰动全国。从评论角度看，这是以高度政治化的评论来定调，祛除另一篇高度政治化的评论所带来的影响。此前，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刊发“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其中提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执政者利用评论来为政治定调，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其实，在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刊发系列评论，题目之一就是《标准只有一个》，呼吁“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

整个上世纪80年代，评论更多体现为党报的独角戏。比如，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在报道山西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的同时，配发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指责该工程劳民伤财，完全是当地个别领导人凭借自己的权势主观决定，并得到上级的批准和支持。

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刊发《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指出：“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的新局面。”该文获得年度全国好新闻特等奖。

年10月6日、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连续发表了《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和《改革阵痛中的觉悟》两篇文章，虽为通讯，但政论色彩极浓。

政治与评论高度“捆绑”在一起，并非偶然。早在年3月，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各级党委及政府负责同志应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论或论文的指示》，要求“各地方和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每人每月或每两月或每三月应写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以便对自己所负责的地方和工作中的情况加以分析，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指出大家努力的目标，动员群众去完成一定的任务”。

随后，不少官员响应中央号召，主动参与到报纸社论的写作中，如李立三撰写的《学会管理企业》（年2月6日）、陈云撰写的《为什么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年3月10日），薄一波撰写的《税收在国家工作中的作用》（年3月22日）等，其它如《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帮农民算三笔账》等一批社论，也应运而生。

此后不久，年3月29日至4月16日，新闻总署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对当时全国新闻工作的状况进行分析和总结，对面临的重要问题加以讨论。3月29日，胡乔木作了《关于目前新闻工作中的两个问题》的报告，对评论工作，他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我们的报社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中心”，“整个报纸篇幅中都有评论。”

随着中央高层对评论的重视，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也属空前。年《人民日报》改版后，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论争性评论并不鲜见。

不过，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年，《人民日报》开设评论专栏“今日谈”，寓意“今日的事情今日谈”，参与者甚多，并与年4月举办了“今日谈”座谈会，有力地促进了民众参与评论。

年11月，中国第一家省级杂文机构——河北省杂文学会成立，次年，河北日报社创办第一份杂文报纸《杂文报》（年12月5日宣布停刊）。虽然从文体上说杂文和时评的分野较为明显，但批判思维的先天亲近性，让《杂文报》在推出一批有分量的杂文作品的同时，也团结了一批杂文作者，并在客观上为后来评论的兴起储备了一定的人才。

年2月16日，《河北日报》在头版推出署名“杨柳青”的评论专栏，到年2月16日停办，20年间刊发评论余篇。

其间最大的变化，应该是那场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年第5期的《中国青年》刊发署名“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并设置“问题讨论”专栏。随后，到当年的12月中旬，来信累计达到5.7万余件。与都市报兴起后的“来信”栏目颇为相似。

而晚报的第2次热潮，也出现在80年代初期，到年11月，全国已有晚报40家，其中发行量在万份以上的有上海《新民晚报》和广州《羊城晚报》。晚报的副刊等版面也为以后的都市报评论版尤其是评论专栏提供了很多借鉴。

80年代，港台最有影响的评论，莫过于年11月20日龙应台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发表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她以评论的方式，批判中国社会的另一个问题——国民性：“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龙应台的文章在包括大陆的华人世界反响强烈，影响延续数十年，无形中也播下了公民精神的种子。

年后，评论逐渐告别“政论治国”的色彩，成为政治的风向标。知名政论家、《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曾指出，评论是一张报纸综合“报力”的最好标志，并将评论比作“报纸的宝塔尖”，是“报纸的最高层次”。胡舒立也把评论比作报纸的“心脏”。

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三届七中全会，会议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根据邓小平在全会前夕的谈话精神，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在开幕式上重申，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

随后，上海的《解放日报》以“皇甫平”为笔名，年正月初一在头版刊发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针砭时弊，宣扬改革。

不久，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其间，邓小平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讲话。

《解放日报》随后以“皇甫平”署名的评论再度发力，3月2日，发文《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以及之后的系列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

年2月4日，又是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头版率先发表了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

当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以普通党员身份，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3月26日，《深圳特区报》率先发表了著名的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其实，报道刊发之前，自2月20日至3月6日，《深圳特区报》在14天的时间内刊发了8篇评论，集中阐述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的要点内容，分别是《扭住中心不放》、《要搞快一点》、《要敢闯》、《多干实事》、《两只手都要硬》、《共产党能消灭腐败》、《稳定是个大前提》和《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被统称为“猴年八评”。

稍后，《深圳商报》也推出了“八论敢闯”的系列评论。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经济类评论的比重也在增加，评论与政治的紧密度相对弱化一些。如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针对“当前，炒股已成社会热门话题，各界人士争相入市，证券交易所几个月来新增投资者开户数多万，总数超过万，股民已占城市人口相当大的比例”的局面，指出“暴涨必暴落，各国股市无一例外。由于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股票上升时期新入市，没有摔过跤，缺乏风险意识，轻信舆论误导，误认为股市必能不跌……中国的股民，应从全球多次股灾中汲取教训”。

进入90年代，评论逐渐突出向专业性的转型。年，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在“总编辑手记”中写到“评论的三要素”，分别是思想、激情和文采。“缺乏思想，就没有灵魂；缺乏激情，就苍白无力；缺乏文采，就难以卒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也是评论在逐渐遵循评论的逻辑。

《财经》杂志年4月创刊，其重要评论专栏“舒立观察”问世（曾短时间叫做“财经观察”），带有鲜明的胡舒立风格，后来结集出版时，命名为《舒立观察》的同时，冠之以副题“中国十年之真问题”。

值得指出的有二，一是《财经》提出的办刊宗旨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三独”（独立、独家、独到），二是“舒立观察”从确定选题到最后的发稿，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走向专业性、公共性，媒体评论已迈出了第一步。

电视领域，孙玉胜曾长期作为央视评论部的负责人，从其思想性回忆录《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中不难看出，肇始于90年代的“央视评论部”，从“七君子”（孙玉胜、崔永元、白岩松、关海鹰、敬一丹、方宏进，梁建增）开始，正在走向史上最强阵容的评论部，陈虻、柴静、水均益、张泉灵、李小萌、董倩、刘春、王利芬、李玉、石扉客……一个个媒体精英齐聚于此，在所属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等评论栏目中，开始了一段被他们称为“点燃理想的日子”。

年3月31日，凤凰卫视创立，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其专题报道、新闻直播和品牌评论。创始人及掌舵者刘长乐认为，评论是新闻的最高台阶，它起到一种灯塔的导向作用，他甚至认为“电视评论的价值有时可能超过新闻报道本身”。

凤凰卫视首创时事评论员机制，旗下评论员有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马立诚、石齐平等，品牌栏目有《时事开讲》、《新闻今日谈》、《时事辩论会》、《有报天天读》、《时事直通车》等，正在成长为华语世界的评论重镇。

刘长乐曾如是解释：“凤凰的地位与影响……因为打破了全球信息对于西方媒体的依赖，而代表华人立场与发出华人声音的评论员观点，则是我们重要的声音，正是有了这样的专家班子，凤凰卫视在华语世界中逐渐争取到了重大新闻的‘第一解释权’。”

经过90年代的快速成长，晚报间接上也在促进都市报的诞生，如《华西都市报》年创刊，《南方都市报》年创刊，媒体的变革，也在为评论的兴起搭建着舞台。

评论从政治的灯塔转为公民启蒙的重要路径，标志之一就是评论从“栏目”转为“版面”。

年11月，《中国青年报》创立“青年话题”版，该版开始了内地报纸从“杂文”转向“时评”、并独立开设时评版面的新阶段。李方、马少华、张天蔚等人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推动者。

影响事件之一，当数《国旗为谁而降》（年12月2日）的刊发。

年的长江洪灾，共有名民众遇难。当时尚在华东政法大学读书（后来任《南方周末》评论总监）的郭光东，给《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栏目投稿，呼吁国家依照《国旗法》第14条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为死难者致哀。未果。

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遇袭，三名记者遇难，国旗降半旗，虽为普通人而降，但如评论人士所言，政治考量的成分更大。

跨越千禧年，评论进入快车道。

自年以后，有一种评论叫做《南方周末》新年献辞。如年的《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年的《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年的《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因为我们爱得深沉》，年的《愿新年的阳光照亮你的梦想》，年的《走在中国的大地上》……作为纪念性评论，这些新年献辞在读者中口碑极高，风靡全国，不少读者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

刊发新年献辞，同样在《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媒体成为“惯例”，如《新京报》先后刊发的《永远坚守人的价值》（年）、《你的努力，就是这个国家的方向》（年）、《敬畏理想，相信未来》（年）、《我们行进在同一条船上》（年）等。

年10月21日，《凤凰周刊》创刊。其政论卷首语，署名“周兼明”，意为“每周兼听则明”。

年11月，《工人日报》推出言论版，以“社评”名义发表署名评论员文章，社论开始走进言论版。

在年，《人民日报》评论部的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年第6期）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指出“亚洲的枢纽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国民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引起一场笔战，影响至今未消。

年3月，《南方都市报》创办时评版，位置在第2版和第3版，成为报纸的最重要版面，都市报的时评版由此成为报纸的“重头戏”。

年，孙志刚事件发生，除了陈峰那篇知名的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评论也在逐步推动着事件发展，并升华着主题，如孟波的《谁来为一位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以及从孙志刚事件上升到考问收容制度的一系列评论。

同年6月2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该办法的公布标志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这也被普遍认为是媒体力量的一次有力展示。

年11月，孟波在创办《南方都市报》评论版之后，又北上参与创办《新京报》，创办时评版，开办“社论批评”栏目，并在经济新闻、文娱新闻各叠开设评论版，成为内地报刊中评论量最大的报纸。

不久之后，《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由李文凯主持，《新京报》评论部由王爱军主持，加上上海创刊的《东方早报》，三报的评论版，俨然有鼎足之势。其他如张天蔚主持的《北京青年报》评论、杨耕身主持的《潇湘晨报》评论，都可圈可点。

时评的兴起，除了媒体的推动，公民意识的觉醒，值得一提的是，评论的稿酬机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稿费标准大幅提升。标志性事件是《新京报》创立之后，评论稿费设定为自由来稿元/千字，约稿元/千字，社论约稿～元/千字，专栏则最高达到千字千元。这个标准为当时内地稿费标准之最，这一纪录一直到年左右才开始被部分媒体赶上。高稿费的刺激，也在客观上促使不少作者投身评论写作。最起码，这是一个相当值得 　　

年12月7日，《南方周末》刊发刘军宁的评论《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引发了一场关于文艺复兴的讨论。年6月，《南方周末》评论版扩版为一周四版的评论专叠，辟有“方舟评论”、“自由谈”、“大参考”、“评中评”等栏目，在丰富评论形态的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评论的开放性和公共性。

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5月15日，《新京报》刊发评论《面对灾难，让我们启动哀悼仪式》，“希望汶川情况查实之后政府能通令全国降半旗为死难者致哀，电视媒体最好减少或取消娱乐节目，慈善机构和民间组织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组织民众为灾区哀悼祈福”。

从年到年，媒体接力十年刊发评论呼吁国旗为平民而降，终于尘埃落定。三天后，年5月19日至21日的“全国哀悼日”，共和国首次为灾难中的普通逝者降半旗。此后，为悼念玉树地震、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中的遇难者，全国和驻外使领馆皆下半旗志哀。

据笔者统计，仅《新京报》围绕汶川大地震就先后刊发评论篇，作者涵盖律师、媒体人、学者、农民工、医生等诸多身份。

这一阶段的电视评论，同样呈现勃发之势。年，在《新周刊》推出的年度中国电视节目榜中，凤凰卫视《时事开讲》被推崇为“最佳新闻类节目”。理由是：“紧跟时事进展作出最迅速周详的背景脉络剖析，满足公众超越日常新闻资讯的深层需求，以资深时事评论员的透彻分析底蕴与业内权威，成为行内无法复制的新闻节目意见领袖。”

年，孟非主持的新闻直播节目《南京零距离》，其评论专栏“孟非读报”成为《南京零距离》中收视率最高的子栏目，与媒体评论版也保持一种良性互动。

年5月1日，央视新闻频道试播，由白岩松担任评论员的《央视论坛》节目推出，一批既熟悉政府方针政策，又有深厚专业背景，还擅长电视语言表达的评论员随之浮出水面。年11月，央视《今日观察》播出，电视评论继续升温。

年的湖南嘉禾拆迁事件，《新京报》首先发力，央视东方时空的“时空连线”连续 　　

年圆明园发生铺膜事件，《新京报》先后发表了14篇社论，和《人民日报》等其他媒体对事件的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圆明园铺膜事件”系列社论，其作者王爱军也获得了第三届“SEE-TNC生态奖”。

同样进入发展快车道的，还有网络评论。年5月，在北约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第二天，《人民日报》开设人民网强国论坛，BBS网络论坛获得合法身份。

年3月，人民网推出的时事评论专栏“人民时评”，是当时中国网络媒体最有代表性的原创评论。年5月，红网推出“红辣椒评论”栏目，在地方性门户网站中独树一帜。

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被普遍理解为开放评论的政策依据。

借助《经济观察报》“其仁其文”专栏，经济学家周其仁不但完成了自己对真实中国的观察，接连出版了《改革的逻辑》、《城乡中国》（上、下）等，并在年获得《南方周末》致敬传媒时评奖。

年，《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几乎同时推出《评论周刊》。随后，西安的《华商报》、杭州的《青年时报》、北京的《北京青年报》也先后创办评论周刊（年前后，都先后停刊）。

评论从“栏目”至“版面”，再至“周刊”，跨上一个新台阶。《新京报·评论周刊》的定位是“建设公民读本”，评论体裁也在逐渐丰富，涵盖了专栏、访谈、述评、调查、人物评论、一周推荐、漫画评论等形式。

年的国庆节，《南方周末》评论部在特刊策划中提出了公民层面的“四问”：我为国家做了什么？国家为我做了什么？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可谓新时期评论的典型作品，引发公共言说的热潮。

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年）》。《行动计划》第二部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第（七）条“表达权”中写道：“加强对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合法权利的制度保障，维护新闻机构、采编人员和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评论作为一种公民的权利并写进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新闻前哨》杂志年第11期发表署名文章，认为评论权开启了评论的新篇章：为媒体人包括众多公民依法对世间事物发表评论提供了权利上的“护身符”。

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财经频道改版，增加评论分量，开通多档评论类节目，推出了特约评论员机制，周庆安、马光远、杨禹等数位评论员亮相。

如果说孙志刚事件是“公民启蒙期”的标志事件的话，那么，“劳教改革”则可视为“公共言说期”的标本事件。以《新京报》为例，刊发社论《期待法律给唐慧一个说法》，《新京报·评论周刊》推出“立法推动劳教改革”专题，全方位立体 　　

网络评论开始出现井喷之势，网易推出“另一面”；腾讯网推出“今日话题”，后又推出“大家”；百度推出“百家”，多为评论色彩的文章。与之同时，网站的评论稿费也大多设定为千字千元。比如，腾讯“大家”的稿费标准从一开始就基本设定为千字千元。凤凰网评论部的约稿稿费也一直是千字千元，从年9月起大幅提高原创作品的稿费标准。

当然，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微博、 　　

民间也出现评论的“评价”机制，如徐达内的“媒体札记”，定期梳理媒体的热点评论，也与评论创作保持一种良好的互动（年8月，停止更新）。

年11月8日，《新京报》推出《改革再出发》特刊，发表任剑涛署名评论《生于革命成于改革》，文章指出：“美好的愿望，往往来自艰难的现实。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的处境，已经远远赶不上初创改革的上世纪80年代。重造改革开放的社会氛围，已经是当务之急”。

在传统媒体转型陷入困境，大批媒体人出走的语境下，评论如何改革，也是各媒体评论部面临的难题。

年9月，凤凰网评论复兴，围绕高校意识形态推出系列评论，围绕依法治国推出十大法学家访谈、法治三老五论法治。年4月4日，推出第一篇门户网站社论“凤凰论”《一切为国牺牲者都值得纪念》，并先后推出《悲伤的头七，我们怎样“在一起”》、《动车事故四周年：单纯地祭奠生命》等。

年2月12日，“年影响中国的十大评论”揭晓，财新传媒“舒立观察”榜上有名，居十大评论之首。评论中的“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一切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都应冲破，一切阻碍民主与法治进步的禁锢均应摈弃。惟有如此，改革开放才能取得一次又一次新飞跃。这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和告慰”。引起评委的共鸣。

这一时期的评论，有一个特例是《环球时报》的社评。在“复杂中国”的理念下，其社评常被论者列入“民粹主义”之列，尽管这样的评价和其文章内容一样往往引来舆论的撕裂式评价。

也有一种新的现象持续出现，人民网、新华网中经常推出署名“国平”的重要评论文章，国平是谁？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结集了篇评论文章的《国平论天下》中解释说：“从年4月开始，按照中央网信办领导‘组织评论队伍，围绕大事要事敏感事及时发声，有效引导网上舆论’的要求，我们精选作者、精研角度、精编稿件，以国平主打品牌，迄今（年12月）已推出篇评论。”

类似现象并不鲜见，比如“仲祖文”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文章”简称的谐音，“任仲平”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简称的谐音，“钟轩理”是“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简称的谐音。类似的还有“钟政轩”指中央政法委；“卫民康”指卫生部。此种署名文章大多代表的是官方机构的言论立场。

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新闻评论也面临一些问题，诸如作者写手化、选题雷同化、文本八股化等，这些问题在业界和学界也引起了普遍的反思。

年，国内多家媒体机构扎堆举办面向青年学生的评论大赛，或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参考文献：

　　①马少华：《新闻评论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

　　②涂光晋：《时代之“声”——新时期中国新闻评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

　　③师永刚：《解密凤凰：凤凰卫视时事开讲影响力》，作家出版社，年版

　　④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

　　⑤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总编辑手记》，清华大学出版社，年版

　　⑥梁衡：《评委笔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

　　⑦陈栋：《解码新时评：中国新闻时评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

　　⑧杨雨丹：《都市报时评的公共性探究》，暨南大学出版社，年版

　　⑨刘勇高化民主编：《大论争：建国以来重要论争实录》（上、中、下），珠海出版社，年版

　　⑩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清华大学出版社，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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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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