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西风东渐的中国史学

如果我告诉你，一套厚厚的历史书，竟然能在国内卖出10万册——你会相信吗？

年夏，“理想国”将几位日本著名历史学者撰写的十卷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引入国内。这套标价元，全书厚度超过页的大部头历史书一经出版，就登上畅销书榜。如今，这套书在国内的销量早已超过了10万套，创造了历史类书籍销量的神话。

这并非个例。近年来，由海外学者撰写的中国史，同时受到学术界和普通读者的青睐与追捧。例如，《哈佛中国史》《剑桥中国史》这样的“大部头”中国通史，在国内的销售数据都不低。

为什么中国读者喜欢看海外历史学家所写的中国通史呢？

在《哈佛中国史》的中文版序言中，复旦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葛兆光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西方学者善于解释新史料，有机地运用于自己的叙述；它们不同于中国久已习惯的历史观念、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让那些看惯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读者感到了惊奇和兴味。”

就拿大名鼎鼎的《万历十五年》来说吧。

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首次引进国内。在书的开篇，黄仁宇用极具画面感的语言，向读者描述了发生在年3月2日早上的情景：“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然……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

那一年，易中天刚刚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他在读到这一段文字时，非常震撼：“啊！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可以说，引导易中天走上历史研究之路的，正是黄仁宇和他的《万历十五年》！假如没有《万历十五年》，也就不会有“百家讲坛”中深受观众喜爱的《汉代风云人物》《易中天品三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等历史学讲座了。

正因如此，才有人把年称为为“大众历史元年”。

但出版于年的历史著作，远不止《万历十五年》。就在这一年，一位来自台湾的历史学者也出版了一套中国通史。这套通史不仅打破了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的界线，还以全新的架构，对从远古到清代的中国历史进行了梳理和叙述。

这部引用资料宏富、且文笔非常古雅的中国通史，就是台湾东吴大学历史学教授姚大中先生所著的《姚著中国史》。

姚大中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商学院政经系，后来在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的政治经济所专职研究中国古代史，回到台湾后，长期任职于东吴大学历史系。他擅长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中，找出那条最为透彻、清晰、具体的主线。

更为难得的是，当时大多数中国学者所写的中国通史，往往是将中原地区作为叙述的核心，一层一层向外看，而《姚著中国史》这部书，则采用了一个颇为新颖的角度，它是站在匈奴、月氏、日本、朝鲜的角度向内看，因此，这部书堪称是“世界史视野下的中国大历史”。

02长城内外的对立

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乃至于各种历史教科书，其记载历史的范围，大抵都限定于长城以南的农耕地区。至于长城以北的广袤地区，史官们最多花上寥寥数笔，就一言以蔽之了。

然而，在姚大中看来，单单记载长城以南这块区域的历史，并不足以说明中国历史的全部。假如我们要编撰一套全面而完整的中国通史，那必须将视野扩展到贝加尔湖以南，乃至于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广大范围。

纵观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其最伟大的一面，就是不断输出本土文化，以影响周围的少数民族，并从他们身上汲取异域的文化，通过不断同化和融合，才逐渐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

“胡椒”、“胡萝卜”、“胡桃”，在这些东西的名字当中，都有一个“胡”字，这个“胡”实际上就是古代汉族对周围少数民族的统称。

在春秋战国时代，最初中原地区只有“部落”或“国家”的概念，但并没有“民族”这个概念。当一群骑着马的人从北方出现时，久居中原的汉人才惊觉：原来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的文化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强大而野蛮的文化。

从那以后，对不同民族之间差异的认识，才逐渐建立起来。对于汉民族来说，无论是北狄、南蛮，还是西戎、东夷，都是外来的游牧民族，都可以泛称为“胡人”。

“汉人”与“胡人”之间，存在着天然对抗的关系。

农耕民族可以自给自足，但游牧民族却不可能与农耕民族彻底切断联系，必须与其发生经济贸易，以换取盐巴、谷物、铁器等生存必需品。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进行交换式贸易，只是他们取得物资的一种途径而已。假如交换所得不能满足其欲望，或者自己缺乏可以用于交换的物资，但仍有需要满足的物质欲望时，就会转换到第二种途径——掠夺！

与安居乐业的农耕民族不同，游牧民族天生就是强大的战士，因为游牧生活必然伴随着迁移，而这种迁移本身，就不啻于一场长途奔袭的战斗。因此，在汉民族与草原民族漫长的对抗当中，虽然也有“封狼居胥”、“勒石燕然”这样的超级大捷，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占据着主动权的，却始终是游牧民族。

游牧骑兵凭借着高机动性，经常对汉民族的边关发起突袭，他们不需要占领城池，只需要掠夺物资，因此，一击得手，就能迅速远遁。这种侵袭战术，让汉民族的边塞守军左支右绌，应对不暇。

而受制于运输能力，汉民族也很难发起对草原民族的全面反击和远征。因此，对于汉民族来做，最经济有效的方式，就是在帝国北境筑起一道长城，这样一来，在大多数时候，只需要在长城沿线的重要关隘派驻守卫军，就可以防御绝大多数的侵袭。于是，在漫长的岁月里，长城就成为横亘于中原民族和草原民族之间的一道分隔标志。

03西域与中原的千年分合

在竭力抵御北方强邻的同时，汉民族又将探索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西域。

对西方世界的发现和接触，在中国的史书中被称作“通西域”。早在公元前多年的汉武帝时期，汉民族就通过一条危机四伏的陆上交通线，经过长途跋涉，最终抵达了遥远的西域。

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就详细地址记载了汉代西域都护府所制的关于西域各国土地、山川、户口、兵力、官名、道里远近等统计数据，其中所列的国家更是多达五十五个！

因此，《汉书·西域传》被誉为是玉门关以西、伊朗以东、印度以北、乌拉山以南这块广阔地域最古老、最完整、最精确的历史记录。要知道，这块地域里的所有国家，包括印度在内，向来只有传说而无历史，因此，要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就必须求诸中国古代史书！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说的“西域”，并不是一块固定不变的领土，而是一个范围不断扩展和变动的地理区间。

两汉时期的西域，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从地理位置来看，汉代所说的“西域”，其实就是处于亚洲中部的塔里木盆地，一块多语言、多部族的聚居之地。这个地方四面环山，其中又间布一些穿越高山的通道，这使它在保留较多自身文化特征的同时，得以保持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和交流。

到了唐代，随着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进一步探索和认识，“西域”的概念也随之扩展至地中海沿岸地区。

随着唐王朝的势力逐渐扩展至中亚、西亚地区，从前汉代的西域，就变成了安西、北庭这两大都护府所辖控之地，唐王朝在这里推行郡县制度，采取与中原一致的管理政策，因此，当年的西域，已经变成了唐王朝的“内地”。

而唐代所说的“西域”，是指比安西和北庭更为遥远的、唐王朝无力彻底管控的广大地区。具体来说，就是中亚的河中地区，以及阿姆河以南的西亚、南亚地区。

无论如何，对于唐王朝来说，西域作为“内地”的一道屏藩，其政治、军事功能仍与汉朝相同。无论是发生在两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还是发生在唐朝与大食，也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之间的战争，西域在其中都起到了军事缓冲的作用。

遗憾的是，安史之乱的爆发，让唐王朝退出了与阿拉伯人争夺中亚霸主的角逐。而在此后的数百年间，西域再也没有彻底归属于中原王朝。

17世纪中叶，来自蒙古的准噶尔人建立了准噶尔汗国，并统一了整个西域。快速崛起的准噶尔汗国意图染指中原，遂将矛头直指初建不久的清王朝。面对西域乱局，清朝不得不整备军事，以应对准噶尔汗国的挑战。最终，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的努力，大清王朝用了70年时间，重新统一了西域。

道光元年，伊犁将军松筠向道光帝呈上一部《西陲要略》，道光皇帝大为赏识，并亲自为之作序．还赐名为《钦定新疆识略》。所谓新疆，就是取“新的疆土”之意，这也是中央政府首次使用“新疆”一词作为地名，来代替“西域”这个称谓。从此，古老的西域便真正成为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片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