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转自：闫小坏儿6

首先，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重要的规律，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开放港口、革命起义、还是改革开放，都是从广东开始的，比如自明清开始广州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城市，后来有孙中山在广州领导人民起义，建立了国民政府；再后来有邓小平在此领导中国改革开放，这些足以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广东人的开放和先进性。

而广州自秦朝开始，一直就是中国广东乃至整个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当时的广州被欧洲叫Canton，广州有专门为阿拉伯和波斯来的商人划分的专属区域。

到了清代，严格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却规定对外贸易仅限于广州一口，广州的“十三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又叫“洋行”，业务十分发达，是世界第四大贸易之都。

当时十三行里的潘、伍、卢、叶四大行商，其家产总和比国库收入还要多，是真正的“富可敌国”。当时广州不仅吸引了大量海外商人，对国内商人也云集至此，仿佛这片土地特别适合经商，广州是当时中国商人鱼跃天空的最好平台。

当时广州是中国最开放城市，没有之一！

建国之后，年新中国百废待兴，当时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中国急需打开一条通往国际市场的道路。“广交会”应运而生，世界商人们的目光再次集聚在广州。广州再次成为建国初期全国唯一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

甚至到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临近香港的便利以及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广州的开放最及时：第一批个体户、首家超级市场(广州友谊公司)、第一家仓储式商场(广客隆)、最早的现代购物中心(天河城)，广州在商贸领域创下了众多国内第一，对外贸易始终在全国领先，连续问鼎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当年叱咤商海风云的十三行，一直长期霸占着中国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的位置。

然而到了现在，无论是从GDP总量、增速、创新还是产业格局上，广州的风光越来越暗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究其一生，广州这位武林高手一生遇到了三个对手，分别是上海、深圳、和杭州。

在近代，上海是中国是对外开放的后起之秀，抢了广州商埠的风光，在中国近代迅速崛起；

在现代，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台面，抢了广州的开放政策，并且中国只有一个省份有一线城市，而且这个省份还有两个一线城市，那就是广东。所以广州和深圳必然摆脱不了兄弟相残的命运。

而当下，杭州是中国电子商务的发源地，又抢了广州的对外贸易份额，并且线小交易越来越往线上集中，阿里巴巴的交易额已经超过四川省，这给传统贸易带来了巨大冲击。

最重要的是，现在的广州正在失去“开放”的灵魂。看一个城市是不是足够的包容，你跟当地人交流就能看出来。号主 　　

所以：有句话说，少年强，则中国强。

我今天引申一下便是：

权力强，则北京强；

金融强，则上海强；

科技强，则深圳强；

贸易强，则杭州强。

那么排名呢？

在中国权力永远最大、金融位于最顶端、科技改变未来、交易决定经济。所以未来中国城市的前四强排名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杭州。

那么有人要问了，为什么天津和重庆的官方数字那么高，你却不看好呢？

这种依靠政策介入的城市，永远都会像“老汉拉车”一般。数字永远都是表面，探讨一个区域或者城市的前景，我们只要推敲一点就可以：这个城市的定位究竟是什么？它有没有内在的张力？

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再次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实：在中国，凡是经济发达省份，都会有一个“经济中心”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要比“省会”城市高，自南向北依此为：广东的深圳VS广州、福建的厦门VS福州、江苏的苏州VS南京、山东的青岛VS济南、辽宁的大连VS沈阳。

也就是说，这些省份都有一个“经济中心”和一个“政治中心”，这叫“政商分家”。只有“政治”和“商业”分家了，经济才能真正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凡是经济欠发达的内地省份，本省经济就会出现“省会独大”的经济现象，比如：湖北的武汉、湖南的长沙、四川的成都、安徽的合肥、陕西的西安、山西的太原、新疆的乌鲁木齐、云南的昆明等等。这叫“政商不分”。“政治”和“商业”纠结在一起，这些地方的经济往往是依靠“行政”手段堆砌起来的。

这就是“发达”跟“落后”的区别，“两个城市遥相呼应”和“省会一家独大”相比，很明显后者更具协调性、分工性。

而我更想说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内地省份的领导看不到这个问题呢？比如安徽，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举全省之力建设一个“合肥”。凡是去过合肥的人都知道，论及外表它算是富丽堂皇了。但是一个省会的富丽堂皇跟该省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没有任何关系！更何况，合肥本地人均收入其实很低，也不能跟其外表成正比。

要想使一个省的经济水平得到发展，必须“政商分开”，政治的归政治，商业的归商业。选择一个城市作为“经济中心”跟省会遥相呼应，这叫分工明确、定位精准，这样既出政绩，老百姓生活又能提高。

乱炖是做不出好菜的！

安徽如此，四川、湖北、湖南、陕西、山西都是如此！

中国的未来依然充满各种变数，城市格局依然会动荡。但有一点不会变，就是定位决定未来。有很多城市定位很模糊，你提到它往往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这就好比一个人各方面都很平庸，属于泛泛之辈，你怎么看好的它的前程？

还有很多城市摇摆不定，今天说自己领先中部崛起，明天喊着要融入长三角，这就好比当你发现一个人什么都可以干时，其实他什么都干不好。而当你发现一个什么都干不了时，却总有一方面，是什么人都比不了他的地方，只是你还没有发掘到它的潜力！

为防失联，请加，谢谢！

不错，这是广告，但却是良心广告。

听说很多人都梦想过自己做广告代言的那一天——不管你想没想过，反正我是想过。

我是这样想的：我推荐的东西，一定要自己试过，我觉得好才推荐。

毫无疑问，这种想法就像“假如我当了领导”、“假如我当了明星”、“假如我当了富翁”一样，通常属于白想。

但是没想到，折腾半生，猝不及防地，真地有人找我做广告了。

我是不是应该说：“一直以来找我的人很多，我都推了，直到……”

但事实上我想说，我很鸡冻。

这鸡冻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是我终于有了不忘初心的机会。自从这个号召发表以来，我一直就想响应，但我的初心里简直没什么好东西，我巴不得忘掉它们。所以我一直认为，可以“不忘初心”，这是个国家级的待遇。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听着，我以我已逝的青春的名义宣布：不管以后还有没有人找我打广告，我推荐的，一定是我觉得好的。

关于我要推荐的这本《南渡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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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夏日，夜读《南渡北归》，依然让我从心里感到寒意。窗外吹进的是丝丝热风，心里涌出的却是冰冰的寒凉，没有一点温热的感觉。

《南渡北归》，讲的正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分野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决策，及其走上不同的道路之后，各自命运的遭遇和剧变。《南渡北归》，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系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

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划江而治的幻想彻底破灭，中国开始建立新的政治格局。

这一年，毛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未来命运画了一条深刻的分界线。

这一年，有些知识分子留在了大陆，有些知识分子去了台湾；之后，又有很多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自世界各地回国建设新中国，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坚守国外的阵地。

回望历史，有时如梦一般，真实与假设难辨真伪，清晰与模糊交替出现。

年7月，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的巫宁坤接到国内急电，请他回国到燕京大任教，他随即中断学业回国。当时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李政道前往送行。巫宁坤突然问李政道：你为何不回国工作？“李笑着说：我不太适合

此后的年，巫宁坤被打成右派，受尽迫害。同一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28年后，二人再度相会。此时，李政道是中国政要迎接的贵宾，巫宁坤是刚从牛棚放出来内部控制的“牛鬼蛇神”。当时，巫宁坤正回京办理“右派改正”手续，偶然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跑到北京饭店国宾馆看望老同学。相见匆匆数言，临别时，巫宁坤忽发奇想，如果当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会怎样呢？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只能总结。

为了对民国及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我们选择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更能把历史的真实面目看得更加清楚。

——吴晗与胡适：师生的殊途——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年11月底，时为清华教授，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高官的吴晗，派人找到胡适，让胡适留下，不要跟着国民党乱跑找死。当时这边许诺，让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斩钉截铁地给来人以著名的三句话拒绝了，哪三句著名的话呢？这里不说了，大家可以自行查证。

胡适南行之后，曾多次对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他这样说，是因为吴晗曾经是他的得意弟子，他不愿看着吴晗从此走上不归路。吴晗随后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华。意气风发时，越发认为胡适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

师生都认为对方走错了路，其实，没有谁对谁错，每条路都有他的不确定性，特定的年代也有特定年代的局限和历史环境，本文不以当时的事例映射当下，毕竟时代在进步，国家在发展，只想以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来警醒后人，对社会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

年底，胡适离京南行后，受蒋委托，以私人身份赴美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一做，就是10年。蒋政权逃离大陆后，胡适在美自谋生路。这么大一个知识分子，与其他人一样，填表求职，买米买面，其间苦痛，不足为外人道也。

年，蒋介石亲请胡适回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离美赴台。

年，当吴晗在北京副市长任上时，胡适在台北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一时，台湾大恸，蒋介石为之亲挽：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只会打麻将的小脚太太江冬秀看着如此壮观浩瀚，涌动不息的人潮，对长子胡祖望说：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这份上，不容易啊。

台湾人所以会对胡适先生有这样的情怀，是因为49年前后，当时所有重要的知识分子要么就留在大陆，要么就流亡海外。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时，连教师都招不够，还是用从大陆史语所跟过来的研究员们当教授才解决了当时的困难。所以，以胡适当时的地位，在台湾非常困难的时候，愿意回台湾担任这个职务，主持中央研究院，台湾的老百姓从心里觉得胡先生是认同我们的，来支持我们的，对他非常感激。那种感激之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吴晗有一个革命的老婆叫袁震，袁是中共早期党员，是一个思想极激进，身体极虚弱的女人。吴和袁是姐弟恋，吴对袁的爱情，确实纯之又纯，因为袁震身体的缘故，据说连夫妻生活都是没有的。这样的爱情感动了当时的许多人。

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正处于八年抗战最艰苦的时段。作为教授，吴晗与他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其他教授一样，过着贫病不堪的生活。自此时起，吴的人生道路，开始由袁震引领，为党开始工作并出了大力。后来的结果是，文革期间，吴晗因《海瑞罢官》开始受到批斗。继而又挖掘出建国前他写给老师胡适的信，这就变得更加严重了。妻子袁震也跟着被揪斗。

69年春，袁震因病被允许自劳改队回家看病。当晚，住在同院的万里送来一碗红豆粥以示慰问。想不到，这碗粥竟成为袁震最后的晚餐。身体早已跨掉的袁震，当晚被只有10岁的养子和医院，医院因其身份拒绝抢救。凌晨，医院大厅冰冷水泥地上的袁震撒手归天。死时，两眼半睁，死不瞑目。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焕然一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他那段时间的写照。

年，吴晗找郭沫若、茅盾、邓拓等人，联名上书周恩来，要求挖掘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的永乐皇帝陵——长陵。很多专家坚决反对发掘行动，但是那时吴晗风头正健，时常出入毛主席的书房，最后决定拿出个定陵让吴晗“试掘”，长陵才算保存下来。

发掘定陵是吴晗一生最大的败笔。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真是一句辛辣的谶语，吴晗一生没有亲生子女，他后来种种不详的遭遇，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年文革开始后，吴晗也没能逃脱文革的狂飚，其与胡适的书信，成为其投靠胡适的死证。他数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受尽羞辱：在关押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积血，69年10月，吴晗被斗死。死前未能见养子养女一眼，只留下一条满是血迹的裤子。

胡、吴师生的道路选择不是个例。那时，选择离开的必经过深思熟虑。留下如能相安无事，谁愿选择颠沛流离，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例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钱穆、梁实秋等人。选择留下的，当时其实已经左倾，他们或者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或者对新政权抱极大的热情与期待。例如吴晗、冯友兰、陶孟和及后来大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只是没过几年，梦想就被击得粉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何以走到这一步？当时政治的原因我们不去谈它，从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来进行讨论，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依然只能靠别人恩赐而无法自己掌握。

——陈寅恪：谁的骨头最硬——

陈寅恪，自早年起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13年，精通多种语言。陈先生读书只为知识，不为学位。虽学富五车，却无一张文凭。上世纪2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开办国学研究所时，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举荐他。曹校长觉得陈寅恪无“名望”、无“博士”、无“著作”，是“三无学者”，梁启超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清华不请，国外的大学就一定要请了。曹校长一听，赶快聘请。35岁时，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年底，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陈寅恪虽然与胡适一起离京南飞，却因了种种际遇留在大陆而未去台湾。

有一种说法，陈初时并未受到中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