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何明修

本文选自《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

《东方历史评论》

年6月29日出刊的《经济学人》（Economist），封面故事是《抗议的历史进程》（TheMarchofProtest）。年，欧洲革命人士高举代表共和体制的三色旗，对抗君主王权；年，欧美的新左派青年则是用汽油弹与警察对峙；年，东欧异议人士用烛光晚会的方式来争人权与民主。到年，智能手机成为抗议者的武器，透过各种社交媒体，例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号召群众走上街头，表达其不满。光是在年初夏，巴西、土耳其、埃及都爆发了强大的反政府示威，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并非透过既有政党、工会、利益团体来动员，而是自发地在网络上集结，结果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政治冲击。

事实上，网络所带来的社会运动之影响，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在两年前，脸书在全世界推动了一股社会运动的风潮，从“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的“愤怒者抗争”，到源于纽约后来扩散到全球各地的“占领运动”，都可以看到网络无远弗届的动员力量。在这一篇文章中，我打算先从全球的经验来谈网络科技的政治效应，接下来再以台湾的个案来分析这股力量的可能发展。

传播科技与政治动员

自从电脑网络发明以来，这项新颖的沟通科技的政治效应一开始就受到注意。许多评论者都指出若干著名的历史个例，例如年代的德国纳粹利用电影、广播来进行意识形态动员，年代电视的普及化，使得政治人物开始注意自己在镜头前的形象。然而，相对于电影、广播、电视，网际网络的特点在于即时性、去中心化的分布、多向沟通的可能性。对于社会运动而言，这些特征深远地影响了动员的形态。

很明显，网络的普及化也重新形塑了既有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多人的朋友是网络上认识的，而不再是邻居、同学、同事、同乡等既有的关系。的确，任何一种新的传播科技都重新界定了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在宽带网络与上网普及化的年代，我们常发现云端上的朋友往往比每天见到的邻居更投契。越来越多人的信息来源于网站、电子报、部落格（博客）、社交媒体，而不再是看电视、读报章杂志、口耳相传，社会运动组织自然必得要学会使用这项新兴的科技。相同政治倾向的积极分子则透过专门的部落格相会，讨论他们所共同关切的公共事务。

相较于主流的传播媒体，网络具有明显的去中心化性格，因此比较不容易被统治者控制与筛选内容，同时也利于弱势者传递被认为缺乏“新闻价值”的信息。特别是在威权主义的国家，网络已经成为一种具有高度反抗性的公共领域。尽管有层层的控制与监视，网民总是可以利用各种暗语与代码迅速地交换执政者不想要让人民知道的新闻，或是用各种“翻墙”的技巧来取得外国的资讯。促成社会运动走入网络世界的动力，正在于这种低成本却效果庞大的沟通作用。

大约是在十年前，网络的政治作用才开始浮现，一开始，能够成功操作的是政党与政治人物，而不是社会运动团体。在民主国家的选举时期，各阵营的候选人也希望利用网络的力量，来动员更多的选票。韩国年总统大选，自由派卢武铉胜选的原因之一，就是成功地使用了网络媒介，取得绝大多数年轻选民支持，他们即是所谓的“三八六世代”（也就是三十多岁、在八十年代上大学、六十年代出生的那群人）。在—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初选中，霍华德·迪恩（HowardDean）也是以网络动员的方式在初期取得了领先的声势。在后来年底的大选中，民主党与共和党也在网络上厮杀，部落格（blog）一词成为爆红的政治词汇。其中，亲民主党的自由派组织“前进”（MoveOn.org）更成功地以网络进行动员、募款，甚至是探讨草根运动的动员策略。“前进”的专职人员不超过十个人，但是他们却有超过二百万的会员，而成为民主党内最强大的募款机器。

我个人认为，网络与社会运动的结合，最早的成功个案是年初的韩国反对美国牛肉进口运动。年12月，代表韩国保守阵营的李明博以大幅优势在总统选举中胜出。在隔年4月，他所领导的大国家党也在国会取得了绝对多数。在连番选举胜利下，李明博总统志得意满，在美国风光访问期间，他轻率地答应小布什政府要解禁有疯牛病风险的牛肉进口。这项攸关国民食品安全的议题完全没有经过国内充分讨论，消息传出，韩国舆论一片哗然。韩国有活跃的公民社会，而且敢直接对政治表态，各种代表进步阵营的社会运动组织并没有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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