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些家长或教师觉得自己的子女或学生沉溺网络不好，最好先反思下：自己到底创造了一个怎样的环境，才造就了这样一个人？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陶力行

最近南昌豫章书院的体罚虽然引来网民们的口诛笔伐，相关部门纷纷表明立场，但父母们挺身而出支持豫章书院的情景，还是看得网友们瞠目结舌。

治网瘾不是什么新鲜事，从“治网瘾达人”陶宏开算起，少说已有十四五年的历史。

这十多年里，治好的网瘾案例不多，养活了一批做网瘾治疗生意的人倒是真。“杨永信事件”曝光后，父母们依旧络绎不绝地将子女送往各种网瘾治疗中心。

这是因为，父母们从头到尾就认定“网瘾”是一种病。在他们看来，体罚只不过是一种正当的治疗方式，把“病人”送去治疗简直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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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网瘾是一种病吗？它是怎么发生的？能够解决吗？

心理疾病的定性是个尤为复杂的问题。对于很多普通疾病——比如胃痛、骨折、流血、身上长了个大脓包等之类的疾病——的定性比较容易，用“一看”的方式就知道。这里的“一看”，用专业术语叫作“直观”，从分析的角度说，是一种比例法或归纳法。

这样的做法效率很高，效果上很好，很快就能解决问题。同时，理论上没错。拿现代医学的证据说，脸上长痘的确是内分泌调节机制出现了紊乱，按照医生手上的化验单看，结论也是“超出了正常范围”。

但这里留下两个疑问：第一，“一看”会不会看错；第二，“正常”到底是什么。

把出现频次不高的情况定性为有病，然后视其为危害，接着就想着法子办法把这个病剔除出去，这里容易带来的问题是“将少数现象当病情”。

比如，在人类长久历史以来，同性恋现象就是因为存在且数量少，所以被定性为病，甚至是罪，直到不断地有生物学方面的证据——甚至是分子层面的证据——冒出来，澄清才发生，人们的认识才改变。

从数据统计上来说，同性恋比例在5%左右。这个比例足够显性，加上媒体科普的作用，显性到足以让我们现在觉得很坦然，但假设一下，同性恋比例如果只有5‰，甚至是5，我们的态度会怎么样？

我们会不会因为觉得太不显性而认定同性恋就是疾病呢？即便有基因学方面的支持，我们是否也会倾向于把导致同性恋行为的基因定义为异常突变的结果呢？很有可能。

指出这一点是想说明，人类认知中的一种困境，即用比例来定义正常或非正常，虽然时常有效，但也很容易犯错。

其次，我们虽然能够提供更加细化的证据，能精确到分子层面，但是对于“正常”的判定仍旧依赖于比例法或归纳法，在方法论上并没有革新。

这样的方法对生理疾病的定性尚且存在疑问，对于心理疾病的定性误差则会更大，因为对于心理疾病的定性是基于对行为的判断，而对行为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因素（比如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在一个价值多元社会下容忍的行为，到了价值单一社会下，就可能会变得不被容忍，甚至被认为是“有病”。

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来理解：假设有一个小孩每天从早到晚都捧着一本书在那边看，叫他吃饭他不理，叫他洗澡他不应，叫他睡觉他不睬，父母是否会把他送到什么戒书瘾中心治疗呢？

不仅不会，甚至还会贴在朋友圈晒幸福，暗示自己生了一个好娃。

在父母看来，书瘾是爱学习的表现，读书是求知，是一件能够有益自身良好发展的事情，而网瘾不是，上网玩游戏、聊天是不学无术、浪费时间、玩物丧志的表现。

之所以有不一样的价值判断，是因为父母们预设了一个价值排序，并把这个价值排序作为衡量行为好坏或对错的标准。当子女的行为偏离自己设定的坐标时，父母就把子女的行为界定为失范。

我们也可以设想一种价值序列全然不同的场景，比如《王者荣耀》代替乒乓球成为国家象征。在那样的场景中，父母的预设排序就会变，网瘾就不会被定性为疾病。

从行为表征上来看，网瘾和书瘾都是对于一件事物的极度渴望、迷恋，差别只在于对象不同，所以并不能说网瘾是一种病。

对于网瘾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现象生发的角度来看待，而非以疾病话语来定性，或许更能帮我们理清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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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网瘾的生发机制是如何的呢？

网瘾是一种成瘾现象，和购物瘾、游戏瘾一样，都属于行为成瘾，但行为成瘾并不在生物学层面体现出任何显著的病理现象。很多早期的心理学家，仅仅只能从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的视角，将成瘾定义为一种“因无法控制自身行为而去频繁重复某一件事情”的倾向。

但这个定义并不告诉我们成瘾的生成机制，而且还很容易产生误导，因为“无法控制”和“频繁重复”这样的词，预设了价值立场。

在日常话语里，“无法控制”的反义词是能够自我控制，即自主，而“频繁重复”的反义词是创造。

但外人眼里的“无法控制、频繁重复”的行为，在行动者眼里，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自主性和创造性。这里有一种“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效应在里面。

墨尔本大学研究药物成瘾的尼尔·利维（NeilLevy）就认为，成瘾行为并非大脑失控的结果，而是由多种自主判断所推动的。

他的意思是说，成瘾机制是实施理性判断后的结果。从短时间上网到沉溺网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层层升级和迭代后的表现。

在预期确认理论（expectation-confirmationtheory，ECT）学派的支持者看来，成瘾行为的形成，是因为行为者能够持续从行动中获得正向激励的后果。对于行为者而言，并不存在控制的问题，其实他们也不打算控制，所以外人看来的失控可算作一个伪问题。

青少年“沉溺”网络，这说明网络上能持续不断地给青少年带去有激励机制的“好东西”。

台湾中山大学的教育研究院在调访了名台湾高中生之后发现，那些依赖感很强、抑郁、自卑的人更容易沉溺于网络。

可以试想一下，一个长得并不好看，性格又不外向，而且成绩还不好的人，在现实中往往不会被青睐，很难与周围的人有充分的交流。

但只要是人，他必然是有社交需求的，这时候网络就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因为网络的介入门槛很低，不需要你好看，也不需要你性格很外向，更不需要成绩很好，你可以在网络世界中，通过分类的方式找到自己喜欢的社群空间。

简言之，那些有“网瘾”的人沉溺于网络并不是网络本身有特殊魔力，而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激励机制不足，从而选择了网络这一选项来弥补日常生活的受挫。

认为网瘾是病、网瘾需要治疗的人犯了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即认为问题在于网络，所以他们的策略就是将网络与使用者的隔离。

但这样的做法其实是无效甚至是有害的，因为这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即网络带来的正向反馈无法切断，而且还会给这个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剥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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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也就是戒毒所戒毒瘾往往失败（即为什么毒品复吸率会这么高）的原因。

戒毒所戒毒的方式，主要还是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毒瘾犯者的意志来与毒品对抗。戒毒机构往往将吸毒行为的原因归结为毒品本身的麻痹作用，而非一个日常生活受挫的人寻求自我麻痹的手段。

吸毒的复吸率这么高，主要在于吸毒者在离开戒毒所之后，仍旧返回至过去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生活状态。就成瘾和戒瘾机制而言，毒瘾和网瘾差不多。

安科·史努克（AnkeSnoek）、尼尔·利维和珍妮特·肯尼特（JeanetteKennett）三位研究者指出，戒瘾需要的不仅是意志力（willpower），更重要的是策略（strategies）。

所谓的策略就是要在戒瘾的过程中，不断加入激励机制，或者转移机制（dislocation），直到最终对成瘾对象变得“无所谓”。

这在现实中有无数成功案例可证。

比如，一个在寝室热衷网游的宅男，一旦谈了恋爱之后，就开始不怎么热衷玩游戏，即便再怎么玩游戏，也会愿意腾出大量时间，去打扮一下自己，去离开寝室和女朋友逛街、看电影，因为他从与女性的交往中获得了正向激励的快感。

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想说恋爱能够解决网瘾的问题，因为每个人沉溺网络的原因不一样，而是指出只要“判断发生”了改变，对于激励的预期发生改变，行为就会转向。

美国路易斯安娜理工大学心理学系助教阿多打了一个比方，一个人口渴，但又不去找水喝，天天舔窗户上的露水。露水多少能够慰藉一点他对水的需求，但解渴是不够的。其结果就是，这个人在口渴的驱使下越来越执着于舔露水，而忘了应该要到外面去拿杯子接水喝，渐渐地就陷了入欲罢不能的境地。

解决的办法，就是找到自己的需求，到现实生活中去满足它。一个喝饱了水的人，当然就不会再去渴求窗户上那一点点露水了。

阿多提醒，千万不能因为喝露水就认为是病，情况不严重的话，医院精神科，医院采取的是用药模式，好比你口渴，给你注射一管生理盐水，能快速消除症状，但你要是没学会自己喝水，以后还是会舔露水。

总体而言，正确看待网瘾的方式就是将其一般化处理，将其仅仅视为一种提醒信号，千万警惕轻易地将其问题化、疾病化，甚至是有罪化的做法，因为它只是一系列原因的结果。

如果某些家长或教师觉得自己的子女或学生沉溺网络不好，最好先反思下：自己到底创造了一个怎样的环境，才造就了这样一个人？

*本文特别感谢美国路易斯安娜理工大学心理系助教阿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