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中最大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苦饿之国，在不到70年的时间中，克服千难万苦，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建立了一个基本完整、门类齐全，以大型国有企业为骨干的工业体系——这是现代中国所取得的最伟大的经济成就!

本文1—8节是何新年10月提交给中央领导的调研报告的总论部分，后以《论中国的新工业革命》为题收入《何新战略思想库?新战略论?经济编》(四川人民出版社.7);第9节是他写于年9月的一则网文。两者虽然相隔23年，但一脉相承，相互印证，浑然一体，完全像是一篇完整的近作。

这篇文章通过创新性地提出“两次工业革命论”，揭示出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基础的虚弱性，论证我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绝不能相互否定、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绝不能相互否定;归根到底，以大型国有企业为骨干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现代中国所取得的最伟大的经济成就，是中国当今国力与命脉之所在，也是当今中国之所以能雄立而傲视世界的本钱之所在，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未来完成“新一代工业革命”和技术升级的根本基础，更不能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否定而使它功亏一篑、付之东流。这些观点是颇有现实针对性的。

回顾人类几千年历史，我们的农业文明较之古巴比伦、古埃及或许不是起源最早的，但我们是做得最好的(而古巴比伦人、古埃及人的后裔今在何处?真的没人确切知道)，在工业革命前的整个农业文明时代，中国都是全人类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都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主要枢纽和发动机(通过自汉武大帝开启、延绵多年的“丝绸之路”和东亚的“大中华天下体系”)。“中国曾长期占据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其经济总量经常占到整个世界的50%以上，而在经济极为繁荣的宋代，这一数字曾高达90%。据文献记载，当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和识字率已达到30%，其人民生活水平已达到欧洲大城市十八世纪初的水平。从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七世纪中期的百余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吨到一万吨，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西方的工业革命，也是在中华文明基础上开启的，是之前两百多年西方以从美洲攫取的白银资本，在中国换取的财富和技术积累长期滋养的结果(请参看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贡德?弗兰克名著《白银资本》)。直到年，民族英雄郑成功尚能以其私人武装之力，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霸主荷兰(贸易额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武装殖民者驱逐出台湾。这说明，西方在完成工业革命之前，除了肆无忌惮地利用“恶这个历史进步的杠杆”，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大国崛起”，也没有什么制度和文化优势可言。

我们的工业文明也确实比西方晚起步了两三百年，但我们只用不到70年时间，已做到世界工业产业规模最大、产业体系和链条最完整的水平，正处于做到世界最好的门坎上，没有理由不再继续奋斗，力争尽早成为世界工业文明中心，就像我们过去长期居于世界农业文明中心一样。对这一辉煌前景，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胡佛比我们大陆许多人看得更清楚：“中国崛起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中国很快就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在‘和衷共济’的天下观下所推展的‘非西方世界崛起’的世界新秩序，会在东方随着太阳和煦的晨曦逐渐升起，光照大地。”(《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序言)

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而且唯一的一直绵延不断的巨型国家、巨型民族、巨型文明，从来就有着自己必须做世界第一的无比自信和不懈追求，有着自己靠实业技术争胜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精神，因此总能一次次在极其严峻的挑战和极为剧烈的冲突中重新崛起，未来终将逐步引领全人类走向万世太平、大同圣境。至于在此过程中，靠在白纸上印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套取世界财富(这已是其最大“产业”和税收主要来源)、而且连小孩也懒得生养的美国人今后向何处去，我们免不了会因为被它闹腾而操心，但不应该比他们自己更操心才对;特别是在当前美欧强力推进“再工业化”的背景下，我们更不能被种种“去工业化”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自毁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前途。

●在50—70年代，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此二十多年中，在中国建立起分布于全国骨干城市的(国营)重化工业体系。我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进行的。没有当时的计划经济，这一次工业革命不能获得成功。

●土地承包制形式的农村改革，实际是我国的第二次土地改革。这一改革从政治束缚中解放了农民，使农业生产率得以奇迹式的提高。正是中国农村改革奠定了中国第二次工业化的基础。

●如果以较为恢弘的历史眼光去看，就会发现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运动同时还具有十分广泛深刻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的意义。因此，把这一改革进程，看作我国当代史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完全恰当的。

●当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由于新兴民用工业涉及的部门众多，产品种类复杂，其规模之大与情况之繁杂，已决非统一的国家计划部门所能有效地控制。在此新情况下，市场机制的引入和扩大乃是势在必行之举。

●历史表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运而生，都有必然性。新中国50—7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史上光荣胜利的一章，悲壮慷慨的一章，可歌可泣的一章，而绝不是阴暗失败的一章。

●以往十几年中国经济成功的奥秘，并不单纯是由向市场机制的转换造成的。因此不能片面认为，只要进一步搞一个内外全面放开、全部自由放任化的市场，就会使我国经济获得更大的成功。

●有一些理论家有一种倾向，即一讲市场经济，就全面否定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否定建国初期的工业化成就，进而全面否定今后政府对我国经济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这第一是不尊重历史，第二是在现实政策中非常有害。

●国家对全国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似正不断削弱。这个倾向如不注意，则我国经济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新的混乱和动荡。

●让人迷信GDP的西方经济学本身就是在蛊惑人心。它让人们迷恋于一些抽象的数字，迷恋于虚拟经济，而忽略了关系国计民生的真实的经济物质实体。

●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中最大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苦饿之国，在不到70年的时间中，克服千难万苦，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建立了一个基本完整、门类齐全，以大型国有企业为骨干的工业体系——这是现代中国所取得的最伟大的经济成就!

●这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是唯一的，除了美欧日发达国家的互补性工业体系和俄罗斯以外，也只有中国完整地具有。中国之所以能够雄立当今世界，靠的绝不是什么GDP的抽象数字——而正是因为中国拥有的这一强大的实体化的工业体系。

●这一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体系，是中国人自鸦片战争的一百多年以来，历几代人前仆后继、流血流汗、奋斗牺牲——也包括50—70年代吃不饱、穿不暖，历尽艰难困苦，以至饿死许多人作为代价而换来的!是中国当今国力与命脉之所在，也是当今中国之所以能雄立而傲视世界的本钱之所在，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未来完成新一代工业革命和技术升级的根本基础。

●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绝非仅是什么市场经济的裁判员，而是国家工业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没有这种领导和组织，中国的工业化运动根本不可能得到历史性的成功!?

●虚拟领域的金融战争最终总还是要落实在实业战争上。我们能在几十年内建立起最强大的工业体系，就那么害怕竞争吗?我们在军事上不惧怕任何敌人，在经济上就那么害怕敌人吗?

1.中国正在进行一次新的工业革命

一个基本判断是，尽管仍面临复杂、深刻和多方面问题，但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总体情况是好的。我注意到最近英国撒切尔夫人在台湾提出一个看法，她认为“中国正处在工业大革命的边际。”我个人认为，不论出于何种背景，她的这一看法具有远大历史眼光，是颇为深刻的。

实际上，中国在当代所发生的整个经济改革运动，的确可以看作是年以来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2.五十年代我国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

在50—70年代，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此二十多年中，在中国建立起分布于全国骨干城市的(国营)工业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工业体系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产冶金、机械、化工等重工业部门。60年代的三线建设使我国工业化的布局，由沿海地区被引向中国内陆和纵深区域。虽然三线建设在交通运输问题上考虑欠周，但建设三线并非完全是负面的意义。

我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进行的。没有当时的计划经济，这一次工业革命不能获得成功。

3.近十年来我国正在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发动的中国经济改革，首先从解放农民入手，以土地承包制形式，进行了土地再分配，这实际是重新确定农民对于国有土地的租赁关系。

而在旧的公社制度下，由于农民不能自由支配土地、劳动、产品，实际是被束缚在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之下。因此，这一次农村改革，实际是我国的第二次土地改革。

这一改革从政治束缚中解放了农民。通过这一改革，使农业生产率得以奇迹式的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村出现大批过剩劳力。其中一部分流向城市。另一部分在政府信贷和部分外来资金技术的支持下，在东南沿海地区发展了新兴的乡镇工业。乡镇工业和经济的扩展，使我国农村地区走向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可以说，正是中国农村改革奠定了中国第二次工业化的基础。

在80年代，我国工业的投资方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即由过去侧重于投资发展重工业部门，而更多地转入到发展民用消费工业和城市建设(基建)部门(包括军工业的转向民用生产)。由于外部资金及技术的引入，出现了新型的消费品加工工业(集中在家电、服装等部门)。流通商业和其他第三产业部门也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而得以快速发展起来。

上述进程，实际都是我国现代经济史上一次意义重大深远的经济方向的转变。这一转变目前仍在进行中。

如果以较为恢弘的历史眼光去看，就会发现这一经济改革运动同时还具有十分广泛深刻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的意义。因此，把这一改革进程，看作我国当代史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完全恰当的。

4.第二次工业革命三大特点

80年代以来，在我国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进程，具有一些引人注意的特点:

1)如果说50年代发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集中在重化机电工业和矿业部门，则当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集中在日用消费品的加工业(包括家用电器)部门、城市基本建设和交通、通讯工业部门中。

2)当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导致我国经济结构(包括工农业组织形式和一些部门的所有制形式)发生深刻变化。这一变革目前仍在向纵深发展中。

3)由于新兴民用工业涉及的部门众多，产品种类复杂，其规模之大与情况之繁杂，已决非统一的国家计划部门所能有效地控制。在此新情况下，市场机制的引入和扩大乃是势在必行之举。

4)我们还注意到，目前我国经济中遭遇困难最多的部门多数恰恰集中在第一次工业化时代所建立的那些重、化、机电和矿产部门。这一情况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恰恰反映了由第一次工业化到当代新的工业革命这一阶段，我国工业结构的深刻转变。

5.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有其客观必然性

邓小平说:“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点至为深刻。历史表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运而生，都有必然性。计划经济的优点，是有利于集中控制和调配人力、资源、资金。如果我们考虑到重化矿工业部门投资大，消耗人力、物力多，建设周期长，而资金回收慢，因而难于快速积累利润促进自我发展。因此在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可以说，计划经济是当时一种特别有效的组织形式。

在考虑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时，人们会注意到，它们利用和借助了发达工业国(主要是美国)的过剩基础工业能力，避免了在基础工业(即重工业)部门进行投资建设。从而才能主要依赖发展消费(轻)工业和家电工业，以出口为主导，获得较高的外汇积累。这是一条捷径，但这条捷径对50—70年代的中国来说却不存在。(至今，亚洲“四小龙”的基础工业部门仍然是较薄弱的，需要“补课”。)

中国在50—70年代，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部门，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例如，在当时国内资金和资源(开发能力)非常有限的约束下，国家不得不强迫让农业和消费品工业(包括民用建筑业)部门为重工业部门让路，从而抑制了它们的发展。

60—70年代，我国农村普遍贫困，城市中消费品短缺，人民(消费者)手中货币缺乏，这的确是一种广泛的贫穷状态。但是，这种状况之造成，除了“文革”这样的决策失误的原因外，可以说，正乃是上述优先发展重工业路线的必然结果。但也正是在做出上述牺牲的条件下，才保证了我国第一次工业革命能以较短的时间，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今天回顾历史，应当说，新中国50—7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史上光荣胜利的一章，悲壮慷慨的一章，可歌可泣的一章(正如当时《创业》等影片所讴歌的)，而绝不是阴暗失败的一章。

6.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就的三个原因

最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是否仅仅是由于采用了自由市场机制的结果呢?(如国内某些经济学家和西方舆论所说的)不是!

如果客观、全面地看的话，我认为，我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人民生活之所以能迅速改善，是与以下三个原因有关的:

1)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在重、化、机械及矿产冶金工业方面奠定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个基础支持了中国当代的经济改革，支持了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2)我国适时地在70年代末，在计划体制中引入了市场机制，发动了农村改革和企业改革。。

3)我国适时地使投资由集中于重、化、机电、矿、冶等部门，转向于民用消费工业和城市建设部门，以及对外出口部门。(这正是对资源的重新配置)

因此，以往十几年中国经济成功的奥秘，并不单纯是由向市场机制的转换造成的。因此不能片面认为，只要进一步搞一个内外全面放开、全部自由放任化的市场，就会使我国经济获得更大的成功。

相反，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复杂和险恶情况值得注意：俄罗斯搞休克经济(试图一步到位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不断惨遭失败。而且完全可以断言，只要不改变盖达尔那一套作法，就还将进一步失败。美国、欧共体及日本，都有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但都面临深刻的经济不景气，都不得不在经济中强化国家政策的介入机制，以努力保护本国市场和设法提高本国工业对外部的竞争力。这种现实，应该使我国的未来经济决策有所警惕。

7.不宜全面否定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

对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经济进程，在意识形态上作姓“资”姓“社”的辩论确无必要。但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现在也有一些理论家，也有一种理论倾向，即一讲市场经济，就全面否定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否定建国初期的工业化成就，进而全面否定今后政府对我国经济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这第一是不尊重历史，第二是在现实政策中非常有害。

我最近收到一位美国华裔学者的信。他在信中谈到这样一个情况:

“目前，美国的经济不景气，许多人士(包括我)在不同行业，都可得到一个认识，即美国经济上不去，不是生产力不足，不是科技不发达，而是生产关系问题。虽然不公开说，但在实际步骤上美国也已大力地推展‘计划性’的经济，这几乎是工商界高级主管的基本理解即常识。但我想，国内朋友大概从未想到会有这种事，或是听了也不信。”

人们不会忘记，有人曾在—年间向赵紫阳献计，主张在中国推行“休克疗法”但未果(当时体改所有人提议要搞的“阵痛疗法”，就是“休克疗法”)。

目前，又有人再度鼓吹在中国搞全面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今年以来，这种经济理论倾向有所抬头。被这类理论支持鼓励的某些政策，现在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中，实际已被采纳，正在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有害作用。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今年在几省看到的一个共同情况是，国家对全国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似正不断削弱(首先是国务院对地方的权威性经常受到质疑)。这个倾向如不注意，则我国经济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新的混乱和动荡。这一点，目前实际已有某些迹象。

8.现代中国最伟大的经济成就是实现国家工业化

我认为，让人迷信GDP的西方经济学本身就是在蛊惑人心。它让人们迷恋于一些抽象的数字，迷恋于虚拟经济，而忽略了关系国计民生的真实的经济物质实体。

必须指出，现代中国革命与改革所取得的最伟大的经济成就——主要并非表现于什么GDP或者人均GDP的抽象数字上。

事实上，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中最大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苦饿之国，在不到70年的时间中，克服千难万苦，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建立了一个基本完整、门类齐全，以大型国有企业为骨干的工业体系——这是60多年来毛泽东所建立、邓小平所改革的现代中国所取得的最伟大的经济成就!这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是唯一的，除了美欧日发达国家的互补性工业体系和俄罗斯以外，也只有中国完整地具有。中国之所以能够雄立当今世界，靠的绝不是什么GDP的抽象数字——而正是因为中国拥有的这一强大的实体化的工业体系。

在中国现代工业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绝非仅是什么市场经济的裁判员，而是国家工业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没有这种领导和组织，中国的工业化运动根本不可能得到历史性的成功!?

这个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独立自主，而且门类基本齐全的工业体系，对于中国人的价值和意义无比巨大!这一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体系，是中国人自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败的一百多年以来，历几代人前仆后继、流血流汗、奋斗牺牲——也包括50—70年代吃不饱、穿不暖，历尽艰难困苦，以至饿死许多人作为代价而换来的!

这个自主的工业体系是中国当今国力与命脉之所在，也是当今中国之所以能雄立而傲视世界的本钱之所在，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未来完成新一代工业革命和技术升级的根本基础。?

虚拟领域的金融战争最终总还是要落实在实业战争上。

一些新自由主义的泛市场教的鼓吹者，受国际金融垄断势力的教唆，所处心积虑地欲达到的目标，就是要通过逐步深入的私有化进程，全面彻底地瓦解、摧毁中国国有自主的工业体系!?

瓦解中国的这个独立工业化体系，第一可以摧毁发达国家工业体系的竞争对手，占有中国的国内市场，第二可以瓦解中国的军工资源，从军事上遏制中国，第三可以制造大规模失业和社会问题，以至触发内乱从而解体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鼓吹的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恐怕真谛就在于此吧!

极左与极右都想割裂历史，极左想割断改革开放，回到过去，关起大门切断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极右则想抛弃几千年的历史和几代人的努力，跪拜西方。二者都是出于两个字——恐惧!极左因为恐惧，不敢融入世界经济，妄想关起门来抵御入侵;极右因为恐惧，幻想投降后有一碗残羹剩饭，苟活于乱世。我们能在几十年内建立起最强大的工业体系，就那么害怕竞争吗?我们在军事上不惧怕任何敌人，在经济上就那么害怕敌人吗?

作者：何新

一个民族如同一个人，久跪在地上累不累？想在地上站起来，先要敢把眼睛睁开脑袋昂起来。

１９世纪末以来，中国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被洋鬼子和假洋鬼子（黄皮香蕉）们欺压得睁不开眼睛，抬不起头。特别是改开三十年，全盘西化的邪论风靡天下，搞得中国人心崩溃，不用别人打，自己就搞垮自己了。

中国现状很不好，但也并非那么差。中国当前有严重问题，但西鬼共济会所推荐的经济政治招法，招招会让中国死得更快。中国的问题，只能靠中国人用中国的方法解决。你说我是阴谋论，老子蠢的很，就是到处看到鬼子有阴谋。没有阴谋哪有政治哪有历史？你不让我讲阴谋，我看这就是不小的阴谋。

反复读了两遍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的这本《白银资本》一书。深感其视野远大而且有些论点颇为深刻。值得推荐。自然，天下哪有终极的或者人人都认同的普世的真理?有人说：”人都要吃饭“这总是一条普世真理吧?可是每年不见有许多人就是放弃吃饭主动绝食而死。真理也是一种选择。而我的选择就是要颠覆文艺复兴以来输入到东方现在已经成为许多国人之下意识的欧洲中心论。

在当代史学中，弗兰克这部书一出版就因其挑战性而爆发争议。但争议算个屁——上帝的存在都有争议。有争议才更见其意义。

我欣赏此书的意义所在，就是作者作为西方人——放弃其奴视东方的文化特权而挑战了近代西方学院史学主流派(代表史学即剑桥史派)——也就是共济会主流史学所一直鼓吹的历史欧洲中心论。以此为着眼点，此书对近代自公元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作了一个气势恢宏别开生面的全新而宏大的叙事。

我所特别认同的，是弗兰克此书中的这样一种观点——在19世纪以前的整个世界历史中，中华帝国曾经长期处于世界贸易的中心和目的地的地位。

如果我们鸟瞰式地回顾一下世界历史，会注意到，世界旧大陆从经济地缘上可以分为三大板块：

1、东方板块，即黄色人种的华夏文明为中心的东亚农耕人类板块。

2、中央板块，即黑白黄人种混血的苏美尔（“粟末”，高加索人种）为代表的波斯—匈奴—突厥/土耳其—阿拉伯—蒙古板块，这是中亚和西亚、中近东区域游牧与商业民族驰骋活跃的草原大漠的人类活动板块。

3、西方板块，白色盎格鲁撒克逊—高卢—日耳曼和维京人种的渔猎以及农牧猎混合民族活跃的欧陆丘陵、森林和海洋区域的人类活动板块。

大约在1万年前，新兴农业技术和种植与养殖文明兴起于中央板块，并向东传播。在公元前——年之间，东方板块成为新兴农业技术发达的文明中心，建立了强盛富庶的东方农业统一大帝国。

而中央板块因人类活动过度和气候干燥化导致的荒漠化扩大，引发了巨大的人口流动和商业交易运动，东方的富庶农业地区成为中央板块与西方板块从事生存物资国际交换的主要目标地。

在全球贸易和资本的流动中，中近东地区的商业资本，特别是犹太商人和犹太资本，始终是全球商业贸易以及金融资本的来源与中心。

尽管中国历史中不断有防止资源外流、人口外流和形成资本力量挑战中央集权的“抑商”政策和“禁海”政策，但是不断地抑制和封锁——恰恰表明这种势力的始终存在、影响及威胁之强大——商业文明在汉唐以下的中国历史中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大大地超过目前国内史学的认知。

中国历史上除了西北部的丝绸之路，还有以北京为起点穿越辽东走廊和西伯利亚以及以大同为出发点穿越张家口越过蒙古西伯利亚通向俄罗斯和欧洲的北线茶马古道，以宁波和泉州为出发点的两条海上丝茶之路，以及以四川成都为出发点通过云南的茶马古道进入印度通向阿拉伯和欧洲的西南贸易通道。中国与西亚南亚及欧洲的交通史，远比现在人们所了解地更早得多。

例如唐代的安史之乱，安禄山（东胡）势力的兴起，就与当时北京作为北方与欧洲交易中心因而藩镇经济实力的不断増强有重要的关联。

正是为了保持对华贸易的顺畅进行，中世纪晚期的犹太共济会资本在葡萄牙、西班牙王族支持下，发起了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运动。美洲被发现，印度的殖民化，都是以中国为目的地的大航海运动的副产品而已。

在几千年的世界历史中，中国的确一直是世界的中心—中央之国。

因此，与西方学术界的多数人的看法不同，在弗兰克的历史分析中，中华帝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

弗兰克认为，一方面中国需求白银——何新按：大多数的白银与黄金长期以来都控制在中西亚的古波斯及突厥资本和欧洲的犹太资本手中，另一方面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15世纪以来全世界的商业市场扩张，新地理发现、宗教改革和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

弗兰克认为，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同一个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和所谓‘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前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体系里。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古已有之!从这一点来说，弗兰克实际上彻底否认了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具有特殊的“现代性”的理论。

弗兰克认为：资本积累过程几千年来在世界体系中一直发挥着主要作用。被共济会学院派理解作一种“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虚构的，或者用弗兰克自己的话来说，它不过是一个被虚拟而编造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神话”。

这样，在弗兰克那里，由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共济会学院派所虚拟的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及其全部神话(包括资本主义民主性的神话)的合法性，在理论和价值观念上，都被从根本上质疑甚至颠覆。

欧洲之所以最终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是因为欧洲——应当说是欧洲的犹太资本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使得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才使欧洲此后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

为了阐述他的观点，弗兰克广泛利用了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亚洲和欧洲经济史的专家的最新成果。

如把这种新的视角与对犹太金融共济会的研究结合，会对近代世界与中国的历史产生一系列崭新的认识。

点击“阅读原文”，更多精彩尽在察网：







































北京中科忽悠
重庆市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