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台湾出生的青年人那一代中对现状敏感的、对青年人的状态、教育体制，或者对现实有朦胧不满的年轻人，可能十之八九——就我的朋友们来说，几乎都读陈映真。

陈映真的小说世界有一种品质，即小说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虽是都经他深刻思考过，但又生发出一种超乎小说家自己所能意想得到的深度和广度，这种深广向读者展示出了历史与可能。

台湾作家陈映真，出生于年，代表作有《铃铛花》《夜行货车》《将军族》等。年台湾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判处陈映真十年有期徒刑并移送绿岛。年陈映真因蒋介石去世的特赦而提前三年出狱。

文/赵刚（堪萨斯大学社会学博士，现职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很高兴有机会来到社科院文学所做演讲。我是个念社会学的人，到文学系所来讲演，是生平头一次。我的演讲，可能也没办法增加陈映真先生的文学宝藏的任何光环，他有的，本来就有。但我今天所做的这样一个跨越学科的尝试，这个姿态本身多少有点意义。对我来说，学科之间的界限似乎不应该人为存在。我们应该有一个跨学科的尝试。我是年生人，我想战后台湾出生的青年人那一代中对现状敏感的、对青年人的状态、教育体制，或者对现实有朦胧不满的年轻人，可能十之八九——就我的朋友们来说，几乎都读陈映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大家都读陈映真，我也读，大家在那个时候从陈映真小说中读出一些感动。那么，这种感动是什么性质的感动？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感动并不是因为理解到隐藏在陈映真小说形式里的思想内容，而是有关於一种透过陈映真的小说所经营出的孤独，与当时的感觉相对反的一种拒绝的姿态──但是这种拒绝的姿态里又有一种温婉的、细腻的人道感情。其实，当时我们不了解陈映真小说的内容，但我们却会感动。感动于陈映真所创造出的整体小说的氛围，因为我们受到很大的压抑，这种压抑是什么？他又是谁？这些都不清楚。但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冰火相激相荡的感觉，能感到在台湾的60年代的文化背景中陈映真是一个奇葩。当初我们这些不满现实、心有未死的青年中的一位是我的朋友郑鸿生先生，他写过一本关于台湾70年代的进步青年在党国体制下苦闷、求知与行动的重要著作《青春之歌》。郑先生看到我在陈光兴的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写得比较长，5万多字，登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年6月号，文章写了陈映真20多岁时作为一个左翼青年，他思考他的处境、他的理想与现实的争斗，而青年的状态又难免是耽溺于性欲的，从而又是陷在理想与肉欲之间的挣扎与反思。郑鸿生读了我的文章后，跟我说"读了你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当初我们为什么会那么感动，可是当初我们不知道......"。所以，对陈映真的理解是很有趣的历史过程，本身需要被理解。从60到80年代，陈映真有很大的影响，但那时候读他小说（尤其是早期的小说）的人却不真正了解陈映真想要说什么。陈映真会那么写，也是因为在那样一个白色恐怖的氛围下，他要把他的话绕很多弯，涂很多层，像古典油画一样，一种精神会暧暧地穿透层层形式透露出来；形式是盖不住的，反而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张力与美感。90年代起，陈映真就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被媒体和大家"遗忘"了；相较于他在60-80年代来说，陈映真确实被社会甩在后面。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关于统独的争论、台湾民粹主义论述的突然浮起，使得台湾知识和思想的背景有了重大的改变，变成一切只剩一把尺来衡量作品或者思想者的价值。于是，陈映真在这样的脉络里就被贬义地打成了"中国统派作家"。但"中国"和"统派"都是否定的含义。所以，这个加了这些前置词的"作家"本身也被否定了。人们不再承认陈映真是作家，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的波涛中陈映真不被承认是台湾的文学创作者。所以在各种各样的关于台湾文学的历史写作里，陈映真都被排除在外。这就是90年代以后陈映真在台湾的状态。这一状态连我这样曾受到陈映真作品感动的人都被影响。

91年我从国外回到台湾教书，我也与陈映真保持了一种连自己都说不清楚的距离。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跨洋订阅了陈映真办的杂志《人间》，每一期都读，还写信给陈映真。我是不太会写这种信的人，但我还就是写了信给陈映真，他马上回信给我，非常鼓励，还说如果我暑假回台，他愿意"烹茗以待"。我想，怎么他一点大作家的架子都没有，我没有期望他会回信，于是我回台便去看望他。当然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但我的意思是在那个时间，我仍然将陈映真视为自己70年代读大学以来的仰慕的人。但是短短两三年后，到了91年，我回台湾并没有去找陈映真。那时，我（与台社的同仁），这些留美的人自认为对社会是批判的，在那个年代皆视陈映真为民族主义者，而对我们来说，这是个贬抑辞。我们来自于西方的民主左派的认知，认为公平正义、社会解放、人格解放的前提是民主的架构，而民族主义是反动保守的，无论是哪一种民族主义。在那种情况下，几年之间，我便与陈映真保持了一种距离，他的旧小说也没有再读，新小说读得很没感觉。他变得与我们遥远了。他们是老左，区分于我们是新左。一直到、年前，这种态度还是延续着，无从接近陈映真。这样一个思想的前辈，对我们这些留洋回来的台社同人而言，其实是一个思想的、道德形象的"宝山"，但十多年来我们却在它旁边酣睡，没有意识到他走在我们前面，他思考过很多我们思考的问题，他的困境也是我们的困境，我们和他缺少一种联系意识。这一状态到年，我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发生了一些转变调整，有一种重新认识历史、认识区域、认识中国的知识感觉，但我还是没有想到要读陈映真。

赵刚，美国堪萨斯大学博士，现任台湾东海大学教授

为什么开始重读陈映真？这和陈光兴有关。年左右，陈光兴开始读陈映真，有趣的是他之前并没有读过陈映真，但当朋友们都远离陈映真时，陈光兴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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