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中国大陆朋友常觉得台湾好像很有文化，民间的文化力量很强大，台湾各角落充满了人文韵味。但对许多台湾人来说，不同领域的文化工作者却总是处于焦虑之中：资源不够、市场太小，中国大陆的竞争力与吸引力太强，或者政府的支持太少、政策方向不明。

去年底的台湾总统大选辩论会中，三党总统候选人中没有一位提到文化政策，也没有提问者提出关于文化的问题。

今年五二零总统就职典礼上，新上任的小英总统在演说中提到许多重要政策，但还是没有提到文化政策。

台湾政府在年正式成立了文化部（前身叫文化建设委员会），表示对文化的重视，但在台湾的政治领域中，长期以来，文化议题、文化政策和文化部门，比起经济发展是相当弱势的。在政治辩论中，文化不会成为争议的重点；在整个政府预算中，文化部只占0.8%。

但文化部涉及的领域可真不小，从小区营造、文化资产保存，到各个文化创作领域如出版、视觉与表演艺术、电影、设计、流行音乐等。更进一步说，文化是关于人们当下生活方式，是一个社会的过去历史与集体认同，也是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与创造。

在政治人物的脑中，文化的重要性远远没有经济发展高，人们应该要先吃饱再来谈文化欣赏。但这种思维一来是错误地把文化与经济对立起来，二来是忽视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根本意义。

以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来说，台湾经济产业最大的困境在于长久以来代工为主的产业模式，面对这个新经济时代益发转型困难。因为在这个时代中，品牌价值最主要来自于好的设计与创意，来自于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这些需要文化的厚度与能量。尤其是当前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是软实力的竞争──这既是文化产业的力量，也反映出这个国家的价值底蕴和文化内涵。

所以文化不但不是经济的对立或剩余，而是推动经济转型的根本工作。

另一种谬误是把文化视为产业的一环，因此仍然不能正视文化的意义。过去这十年在台湾，“文创”──原意为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新时代的性感字眼。一方面，政府和社会主流的思维是以产业化逻辑来定义文化生产，用价格与数量来衡量文化的值；另一方面，任何东西彷佛冠上这个就可以提升一个档次，大学成立文创系，公司冠上文创之名，最近新北市的一个夜市取名叫做文创市场（所以未来我们可能吃到文创鸡排？）这种粗糙短线的思考让“文创”这个概念迅速崩坏、人人喊打。

中国大陆则是文化商业化的极端。“文创”这个词或许没这么流行，但一切文化活动、各式古迹都是可以贩卖的商品。又如电影产业虽然产值大，但有多少上演的电影有深刻的内涵？华丽但空洞的《小时代》成为时代的精确譬喻。

在香港，主流文化工业几乎崩塌，艺术市场在这几年快速成长，但独立艺文工作者只能辛苦地匍匐前进。更不要说中港两地的政治桎梏，限制了创作最可贵的自由精神。

这是台湾在华人社会中的优势，但台湾的景象远远没有外面以为的美好。

台湾当然不是没有文化，但是政府没有足够重视，或者一旦重视时只强调商业逻辑，这会从根本上压抑了文化的可能性。文化是思想，是价值，是美学，是生活，它一方面来自历史的传承与累积，要让这个土地与人民的记忆、生活与故事可以被保留与转化，另一方面，文化更来自新的想象与创造，要让年轻的文艺创作者可以不断萌芽茁壮，展现新能量。这两者都是政府文化部门的主要责任。

唯有做好这个文化基础，才能去好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亦即，例如要让独立音乐人可以有野蛮生长的空间，才能产生有生命力的流行音乐产业。更进一步，这些具有想象力的人可以进入其他产业，为这个创意经济、知识经济时代带来新的活水。

五月二十日上任的台湾新任文化部长郑丽君说，未来台湾文化部政策绝对不是文化部自己的事，而是应当如同法国有“44个文化部”，部部都是文化部。她也强调要推动“台湾文化的公民运动”，让人民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政府主要是承担文化治理当中的公共责任。伟哉此言。

台湾能够建立起怎么样的文化治理典范，大家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