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晚，瑞士遭遇恐袭的次日，雾霾紧锁的北京，汪晖教授在接受凤凰文化专访时说：今天，全世界都面临着真正的危机。

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剧变的时代，20世纪的社会政治范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汪晖教授概括为以下几点：政党国家化，政府公司化，媒体政党化，政客媒体化。在当下，政治的自我表述、结构、运行形式，跟社会的实际越来越脱节，不仅仅是政党的代表性衰落了，媒体的代表性也同样断裂了，所有的建制都发生了危机，这是真正的挑战。

感受和回应时代的挑战绝非轻易。“公知”们还在重复着冷战时代的教条，把握不住新的社会矛盾的独特性，无法提出真正有价值的讨论，模仿旧有模式下的姿态显得很可笑；自媒体的崛起看似实现了话语平权，但成批量（10万+）流传的内容却表明，独立发声并没有那么简单；在“去政治化”的今天，社会阶层不断固化，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割感也越来越深……

但在汪晖教授看来，却并非没有思想激荡的可能性，“五四的时候人们也很悲观，但文化运动把语言问题、青年问题、文学问题、劳动问题、性别问题统统变成了一个时代的政治问题。”这使得我们有理由去相信，在社会政治范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知识青年身上发挥出的政治能量，能够使得整个社会途径发生变化。“青年一代里产生出的许多新的东西互相激荡，会成为一个新的可能性吧，我觉得总是有的。”

12月20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在“人文清华”讲坛开讲《人文学科的当代挑战》，演讲结束后，汪晖教授接受了凤凰文化的专访，以下为访谈实录。

年

代访

《年代访》第88期

汪晖：全世界面临普遍危机，思想界亟需一场激荡

采/写：冯婧

凤凰文化：前两天龙应台在港大演讲“一首歌，一个时代”，问大家启蒙歌曲是什么，浸会大学的副校长说是《我的祖国》，然后全场就开唱。这个事情很微妙，它发生在香港，龙应台在台湾又是这样一个角色，特别是在现在这个节点上，香港和大陆，还有台湾跟大陆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汪晖：我也注意到这个新闻，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在大陆我们都知道，《我的祖国》是一个耳熟能详、非常亲切，唱起来既优美又能表达自己意志的这么一个歌曲。而且跨越时空好几代人，从郭兰英到其他的许多歌手都唱过这个歌，所以记忆非常清晰。

有意义的地方在于，一个是在香港发生的，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年龄层的人，那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这表示20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凝聚在这几代人心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记忆的分割，龙应台的历史记忆事实上也是被她所写的《大江大海》分割开的，这不是她个人的问题，这是历史的问题，换到另外一个时空，就是一个新的问题。

我觉得在今天有意义的地方在于某一种历史记忆的传承已经是我们特定的历史遗产了。另外一方面，这个事件本身提醒我们由于内战和冷战所造成的两岸分割局面，用陈映真先生的话说叫“双战构造”，这个“双战构造”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军事构造的结果，也表示在历史记忆上。我觉得这个提出的问题是，两岸包括整个中华民族各个不同年代的人，如何克服由于这段历史所造成的分割感。我知道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评论，我觉得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在于，怎么样去重塑我们的历史记忆？因为我们不能还是被这个历史，被所谓的内战和冷战所造成的分割性的记忆所控制，所以我们要超越它。我从这么多不同代的歌声里面，能感觉到有一种超越性在里面。

凤凰文化：像您之前谈台湾“太阳花”事件的时候，您也说了安德森的建构主义民族观是不太可取的，您倡导的是“文化政治”的这一种未来。但是今天我们要如何重新让“中国”变成一个政治范畴来建立对话和认同？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汪晖：当然我首先是从批评的角度提出来的，因为两岸关系有许多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个地区，内战和冷战所留下来的遗产仍然是很深的。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方法到底是什么？一方面很多人讲文化传统很重要，是我们民族记忆和文化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在当代世界里面，怎么能够建立真正我们能够认同的一个中国社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能够提出一个能够克服当代社会危机，社会矛盾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带有政治性的，这个政治性是召唤两岸三地不同地区的人，能够共同认可的这样一种新的政治价值。在今天，这个价值当然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从我们自己的历史传统，也就是从20世纪的政治经验，也包括对它的教训再总结里面才能产生出来的，不能够简单地把这样的历史完全遗忘和一刀两断。我们看的很清楚，如果你彻底否定了这个历史延续性，今天的年轻一代当中，两岸之间青年人历史记忆的分割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历史记忆被人为地扭曲和分割了，我们今天也要通过重新叙述这样的历史，来找到一些共同创造出来的契机和新的价值，这个不是哪个人可以规划的。我想恰恰是几代人，尤其是新的年轻一代人怎么来看待自己的历史和未来，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年陈映真在“五一”游行队伍中

凤凰文化：您刚才也提到陈映真先生，他去世以后，怀念的人说他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批评者往往就是说他晚年投奔北京权力了，但我们回头看，这些年他在大陆和台湾都是一个隐形的、被遗忘的角色。您跟陈映真先生交往很多，也都是研究鲁迅出身的，能不能结合鲁迅先生在当下，以及左翼运动的困境来跟我们聊聊。

汪晖：我认识陈映真先生，也有交往，我很佩服他，最钦佩他的恰恰是跟这些人说的特别不一样，就是他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独立精神。

我认识他的时候是90年代，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第三世界的看法，在当时都已经不时髦了，恰恰是在这个语境里面，他重新提出所谓的第三世界问题，重新提出中国历史正义的问题。他对中国的位置也有反思、讨论，但是他是把它放在20世纪整个历史框架下去观察的，找到一个属于被压迫民族的，从边缘地区角度思考中国命运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在20世纪可以说是很深广的一个思想传统，在包括鲁迅，包括20世纪许多的思想传统里思考这些问题。他也是极少数在台湾的“皇民化运动”成为最大的浪潮时，敢于独自站出来说话的一个人。所以他的观点可以去讨论，但对于他这个人的勇气，和不为潮流所改变的这样一种内在的能量，我觉得很值得钦佩。这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像你提到鲁迅，他的写作是上就是承袭鲁迅和他所代表的文学传统的，我觉得在今天还有必要去思考这个传统的当代意义。

凤凰文化：他的思想确实总是显得“不合时宜”，但现在看确实是道出了很多真问题。像有次会上张贤亮说，大家都来我们这儿污染吧，污染就有钱了。但其实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问题，不光是在北京，连成都、南昌等地都被雾霾覆盖了。

汪晖：其实这就是整个发展主义的问题。在今天发展主义替换了发展，发展主义就是以增长，以财富的扩张为唯一目标的这样一种增长模式。它并不代表发展，因为发展是要人全面的发展，也包含了自然和生态的多样性等等，都应该在发展的范畴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发展主义的产生，事实上是因为今天的经济社会制度。为什么雾霾的问题，环境的问题都不是今天才出现？我自己在早期也卷入过环保的运动，那个时候我们在《读书》杂志也发表许多关于环保的文章，很多人都不在意，觉得这个最终还是要发展来解决，或者说这只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从来没有意识到污染会这么迅猛地成为我们自己的问题，也不仅是我们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

陈映真先生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多少是有一点了解，因为他被邀请去青岛参加一个文学和生态的讨论会。在当时90年代的氛围里面，中国经过了一场社会危机之后，主要依靠经济发展来推动整个的变迁。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过去确实经受过穷困的折磨，所以他们对于发展的欲望、要求并非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是完全缺少真正的思考。我完全没有贬低张贤亮先生的意思，但是陈映真在张贤亮和其他的这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完全是被孤立的，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话。但是十几年过去，不到二十年的样子，这些年的变化当然是证明了陈映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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