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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邓绍根

该文发表于《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年9月第5期，略有删改

摘要

新中国70年是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史上的最为繁荣时期。回顾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历经曲折前行（-）、恢复展开（-）、反思创新（-）和繁荣发展（至今）等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新闻传播史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思想不断解放，视野不断拓展，范式不断更新，内容不断丰富，方法不断创新，成果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升，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硕果累累，成绩巨大，不仅是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者砥砺前行，开拓创新的70年；而且是新闻传播史研究受国家重视、国家社科资助力度最大、涌现成果最多、社会反响最好的70年。

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这标志着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开启了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伟大征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70年不仅是中国人民不断创造伟大奇迹、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70年，而且是沿着民族复兴之路奋勇前行的70年。新中国70年也是中国人民创造新闻事业奇迹、取得伟大成就的70年。在70年光辉历程中，新中国新闻事业除旧布新，几经磨砺、几经浮沉，逐步建立起多种类、多层次、多功能、多样化的新闻媒介网络，逐渐形成了具有全球视野、高科技、现代化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在学术研究上，新中国70年来的新闻学研究不断创新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体系。其中，新闻传播史研究硕果累累，新人辈出，迎来了一个花枝春满、蝶舞蜂喧的繁荣局面。站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节点，回顾70年不平凡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历程，前瞻未来方向，极具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成果丰硕：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整体态势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从无到有，历经萌芽、初步成长、曲折前行、恢复展开、反思进取、深化创新等六个时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成为一门历史的科学。早在年4月，广州《中国丛报》（第1卷第12期）先后刊登了英文文章“Gazette”（《小报》）和“PekingGazette”（《京报》）向近代中外读者介绍了中西小报和京报出版发行情况；同年8月，近代来华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杂闻篇》第2号发表中文文章《外国书论》，介绍了西方“新闻纸”出版状况。年1月（农历年12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登了一篇中文文章《新闻纸略论》，简略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欧洲报纸产生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出版自由观念。这些中英文新闻学专文虽然仅是传教者一种不自觉的治史行为，但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由此萌芽，从无到有，逐步开展起来。年，报人章士钊出版的《苏报案纪事》，成为中国最早的报纸个案史著作。新闻传播史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的自觉行为，并取得初步系统性成果。如年，姚公鹤撰写的《上海报纸小史》在《东方杂志》连载，后汇集出版。年至年是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初步成长时期。笔者根据新闻工具书《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中“世界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中国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和其他国家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9）”等三部分统计，该时期关于新闻传播史的书籍达种，其中，中新史方面种，外新史21种，[1]初步形成综合通史、分类专门史和媒体个案史等多角度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格局。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是在中国多年新闻传播研究史上涌现成果最多、成绩最大、社会反响最好的繁荣时期，比起-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初步成长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跨越性式增长。据方汉奇先生在论文《新中国五十年来新闻史研究》统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年到年，累计出版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达种；累计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达篇；分别大约是年到年以前那一段时期的3倍和倍。[2]而据在其论文《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中初步统计，从到年这56年之间，累计出版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达种，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有关文章达篇，分别是前一个时期的5倍和60多倍。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是前一时期所难以企及的。[3]另据中国人民大学赵战花博士论文《中国新闻史学史》（）的《附录一：新闻史研究书目-》则共有条目。[4]在前人整理基础上，笔者进行了重新整理，据不完全统计，-年（截止年6月30日）仅中国大陆关于新闻传播史的书籍达种。从上图《-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可以看到每年数量变化情况。-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比较少。有相当多的年份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则为零，它们分别是、、、、、、、年，这些年份中除年新中国刚成立比较特殊外，其他年份均为“文革”期间；少数年份的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达到了两位数，如、、年分别为12、13、17种）外，其他年份均为个位数。从年开始，中国的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开始上升，当年就出版了6种新闻传播史书籍，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达到了20种，达到了历史新高。此后各个年份，数量都在两位数之上，甚至到、、、年迎来一个增长小高峰，均超过50种，四个年份数量分别55、53、63、54；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再次创造历史新高，达到了72种，而在-年又进入一个增长小高峰，三个年份分别是91、、，尤其年的种则再次创造了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的历史新高。因为年还在进行中，数量还不多，目前仅统计到10种，数据还会不断更新，所以表中没有将年的数据放进去做成曲线图，才能更准确反映出数量变化。统计中国新闻传播史文章数量难度较大，笔者根据人民大学图书馆“中文发现”检索系统中的“期刊”（选择关键词“新闻史”），不完全统计出-年（截止年6月30日，其实数据库仅到4月）中国关于新闻传播史的文章达到篇。从上图《-新闻传播史文章数量》可以看到每年数量变化情况。-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文章数量仍然比较少。其中，、、、、、、、、-等15个年份数量为零，也有、、、、、年则为1；这段时期，最高的是年5篇。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文章数量则创造了历史新高，为7篇；此后连续刷新纪录，是13篇，年是32篇，年是37篇，年49篇，年则再创历史新高，中国的新闻传播史文章数量达篇。自年达到篇之后，数量不断攀升，历史新高数字不断飙升，年达到了篇，年为篇，年篇，年达到了篇，年后，中国的新闻传播史文章数量比较稳定在篇左右，年篇，年篇,年篇，年篇，年篇，年篇，连年前四个月已达篇了。因为年数据还会不断更新，所以表中没有将年的数据放进去做成曲线图，这样曲线图才能更准确反映出变化趋势。从《-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新闻传播史文章数量》的曲线图看，新中国70年的研究成果整体呈上升趋势，目前处于高峰之后的平稳发展阶段；从中国的新闻传播史书籍种和文章篇的数量看，研究成果蔚然壮观，取得巨大的成绩，且进步速度也大大超出了以往水平。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中，关于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成果大大多于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数量，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这在书籍部分表现得尤其明显。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史书籍种中，关于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书籍达种，而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书籍仅有种，还有34种涉及中外新闻传播史书籍。在外国新闻传播史种书籍中，其中翻译国外的译著达40种，但也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态。美国新闻传播史书籍最多，达25种，日本和英国各有4种并列第二。历史学家蒙文通根据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之语，认为：“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5]确实笔者根据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研究的实际状况和《-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新闻传播史文章数量》反映出的变化，并结合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重大历史转折点进行综合分析，发现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阶段性特征明显，大致可划分为曲折前行（-）、恢复展开（-）、反思创新（-）和繁荣发展（至今）等四个阶段，且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在《四个阶段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见下左图）中，书籍数量分别是种、种、种、种，因四个阶段时长不同，数字高低不等；但看《四个阶段平均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见下右图），四个阶段的平均数字分别为3.59、34.82、66.69、80.83,仍然发现四个阶段的新闻传播史书籍成不断上升趋势。同样，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四个阶段在《四个阶段新闻史研究期刊文章数量》（见下左图）中，文章数量分别是26、、、篇，而看《四个阶段新闻史平均文章数量》（见下右图），四个阶段的平均数字分别为0.90、71.45、.85、.43,仍然发现四个阶段的新闻传播史书籍成不断上升趋势，且增长速度越趋强劲。

二

曲折前行：

-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

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年的曲折前行阶段。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基本任务的胜利完成，彻底结束了中华民族多年的屈辱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开基创业，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项事业如火如荼。其中，新闻事业除旧布新，私营报刊和广播电台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体制得以确立。年以后，又开创了新中国的电视事业。全国的报纸由建国初期的种，发展到年的种；广播电台由建国初的少量私营台和国营台，发展到年的61座和年的座全部国营台；电视台由年的1个，发展到年底的13个。[6]但是，社会主义建设并非一蹴而就，希望与艰难共生，探索与曲折并存，既有凯歌行进的峥嵘岁月，也有挫折失误的曲折历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报纸一度只剩下了42家，新闻事业陷入低谷。在社会主义建设及其新闻事业曲折中不断探索中，-年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也呈现出曲折前行特点。在曲折前行阶段，由于中国积极开展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并聘请苏联专家在大学新闻系主讲《苏共报刊史》，导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和教学受到苏共报刊史，特别是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新闻史变成党史、革命史，政治思想斗争史。大学里讲授中国新闻史要“三突出”：在一般报刊中，突出进步或革命的报刊；在进步或革命报刊中，突出共产党的报刊；在共产党的报刊中，突出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刊。[7]尤其年初，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教师丁树奇、李龙牧、刘爱芝、黄河等人编写了一份《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送给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审阅，并在他直接领导下完成，成为新中国第一份中国新闻史教学大纲。该大纲草稿为代表的新阶段的特点是，重视新闻传媒的内容研究，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为基本内容。它不仅是中国新闻史教学的依据,而且是引导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纲要，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8]在这个新阶段，它以“革命范式”贯穿、解释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历史，以列宁《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为叙述样板，以“政治形势的变化”为依据划分近、现代报刊发展史，以既定的革命史观、方法论“分析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在先,评介报刊宣传在后”，在章节后用“简明的结语”指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步的新闻媒体“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形成了中国新闻事业史以“革命”的必然性为前提,“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为基本内容”的“革命范式”。[9]这也使得这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的重点内容是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报刊史，主要成果有《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内部铅印出版）、《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年杭州大学新闻系编印）、《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等书籍，均贯彻了《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确立的“革命范式”。在曲折前行阶段，研究者还整理出版了一些带有史料汇编或工具书性质的新闻传播史书籍，如《上海新报中的太平天国史料》《申报七十七年史料》《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五四期刊介绍》《中国报刊研究文集》《新华日报的回忆》《中国报刊评论文选（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中文期刊目录（-）》《中文报纸目录（-）》等。广播史研究则开始起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先后出版了《中国新闻广播文集》《中国人民广播史资料》《中国人民广播十年》书籍。报人个案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如年，先后出版了上海韬奋纪念馆编撰的《韬奋的道路》和穆欣著作《邹韬奋》，并重版了邹韬奋著作《患难余生记》《经历》。在曲折前行阶段，方汉奇于年带着自己从学生时代收藏的余种报刊加盟北大中文系新闻与编辑专业。在全国继续搜集购买中国近现代报刊作为教学研究资料的同时，他开始积极从事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研究工作，先后在《新闻业务》《新闻战线》等刊物上发表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化报纸——鸦片战争前夕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沿海一带创办的中外文报纸》《太平天国的革命宣传活动》《“苏报”与“苏报案”》《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江报》《十月革命在中国报刊(—)上的反映》《邵飘萍其人其事》等20余篇论文，其中在“中国知网”数据库显示：年7篇，年4篇，年1篇，年5篇，年3篇，还有1篇《谈邸报》（年第7期署名“方漢奇”）。到年，已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工作的方汉奇编印了《中国近代报刊简史讲义》。在十年“文革”期间，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陷于停顿状态。这在《四个阶段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中，该阶段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书籍数量种，平均每年为3.59种。有相当多的年份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则为零，它们分别是、、、、、、、年，这些年份中除年新中国刚成立比较特殊外，其他年份均为“文革”期间。在《四个阶段新闻史研究期刊文章数量表》中，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文章数量是26篇，每年平均0.90篇，其中、、、、、、、、-等15个年份数量为零，大多年份均处于“文革”期间。-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在曲折中前行，时断时续，到“文革”期间研究则全面停止；但在该阶段，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初步确立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革命范式”，强调以介绍革命新闻事业的历史为主轴，注重各时期新闻宣传内容的介绍和分析，强调新闻宣传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的作用，内容上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有较多的重迭。[10]这种报刊书写的“革命范式”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史研究基础，也深深影响了恢复展开阶段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同时，像方汉奇在“文革”前编撰的《中国近代报刊简史讲义》在“文革”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和教学中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不仅聘请方汉奇给新闻专业学员讲中国近代报刊简史，而且将其在年编撰的《中国近代报刊简史讲义》初稿印出来，供学员学习和研究报刊史参考。[11]同时，该时期进行的资料性的基础研究工作，也为恢复展开阶段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做了铺垫。

三

恢复展开：

-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

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第二阶段是-年的恢复展开阶段。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国新闻事业恢复发展、变化巨大、发展极为迅速，不断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加快了新闻改革步伐。新闻媒体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由原来以报纸为主体，逐步转变为电视、报纸、期刊、广播、通讯社、网络媒体、新闻摄影、新闻电影等多种媒体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新格局，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品种、多特色、多功能，能够满足各种受众需求的新闻媒体体系。据研究者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的21年(-年)，是中国新闻事业飞速发展的21年。……截至年10月底止，报纸已由年的家，增至家，增长了近12倍，总印数达.38亿份。广播电台已由年的个，增至个，增长了2.57倍。电视台已由年的32家，增至家，增加了25倍。电视的覆盖率，则由1.5%增至89%，增加了59.3倍，电视的受众，由1万人，增加到10.8亿人，电视机的拥有量达3亿多台。[12]同时，全国新闻工作者人数已达到空前的55万，是建国初期的55倍。与此同时，新闻传播教育迅速发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截止年，除高等学校外，全国还有家左右的新闻研究机构和新闻研究社团，40多家公开发行的新闻专业期刊，累计出版的新闻传播学专著达多种。[13]正是在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及其新闻传播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迅速恢复与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新闻传播史研究也恢复发展并逐渐展开，取得不俗的学术成绩，结出了累累硕果。在《四个阶段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表》和《四个阶段平均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表》中，-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书籍数量是种，每年平均为34.82种；在《四个阶段新闻史研究期刊文章数量》和《四个阶段新闻史平均文章数量》中，-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文章数量则达篇，平均为71.45篇。在该阶段，首先是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恢复发展。年，中国出版了6种新闻传播史书籍，如《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事业史教研室编印）、《中国报刊工作文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印）、韬奋著《经历》（三联书店）等。年，出版的新闻传播史书籍达20种，年有所回落，仅12种，年则达19种，年23种，年30种，年55种，年53种，年63种，年54种，年43种。文章方面也是基本如此。年，仅7篇，此后连续上升，年13篇，年32篇，年37篇，年49篇，年48篇，年52篇，年66篇，年99篇，年84篇，年75篇，年篇。新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不仅恢复，而且达到历史高点。除了数量统计的研究成果恢复发展之外，该阶段的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恢复发展还表现在：第一是正确指导思想的恢复。观念创新成为推动中国新闻史研究恢复发展的精神动力。新闻传播史研究者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逐渐消除“左”倾思想影响。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举行了一次中国新闻业史编写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认为：新闻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年，李龙牧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使得新闻史“革命范式”得到了恢复和延续。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点，由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历史描述转向历史分析。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又一次突破，它推动着中国新闻史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成为新闻传播学科领域中较为稳定、成果较多的一个部分。[14]第二是研究者队伍的恢复。年，几个大学新闻系重建新闻史研究室组，恢复新闻史课程教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相继招收新闻史硕士研究生。年，已有14所大学的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开设了新闻史课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设立新闻史教师进修班，使新闻史教师队伍成倍增长。至年，全国创建了40余个新闻学会和五十多个新闻学研究机构，其中分工从事新闻史研究工作的，全国不下人，初步形成了一支多层次、多梯队、多兵种、老中青相结合的新闻史研究者队伍。[15]第三是新闻史料整理和工具书编撰得到恢复发展。年，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创办了以新闻史料搜集和研究为主《新闻研究资料》。同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撰了《中国广播史料选辑》。年，暨南大学新闻系开始编撰《华南新闻事业史料》。全国各地地方新闻史整理和研究得到加强，陆续创办了《新华社史料》、天津《新闻史料》《湖北省武汉市新闻志参考史料》《武汉新闻史料》《新闻界人物》等新闻史料刊物。年，社科院新闻所负责编撰的大型资料性新闻工具书《中国新闻年鉴》正式出版。第四是学科地位的恢复发展,被确立为“历史的科学”。年，方汉奇在论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中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6]其次，是新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逐渐展开，全面开花。第一，中国断代新闻史，尤其是报刊史研究成果开始涌现。其中代表作是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该书于年6月出版，共分七个章57万字，概括了到年约年间的报刊史，是厚积薄发之作，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最早问世的新闻史力作，开启了改革开放以后新闻学研究的新纪元。[17]第二，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著作取得突破性发展。该阶段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著作数量较多。最具代表性的通史著作是方汉奇等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该书于立项，分别于、、年出版，这部专著由方汉奇任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任副主编，由24个部门的50位学者用12年的时间合作完成。全书共.5万字，上限起于公元前三世纪，下限止于年，时间跨度达2年。[18]该书注重新闻事业自身发展及其经验评述，主要内容以报刊的历史为主，兼及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摄影、新闻纪录电影、漫画、广告等新闻事业多个领域的历史，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闻史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迈向新阶段的标志，使得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成熟学科。有研究者《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现代化叙事”的书写尝试，其写作的意义在于，推动史学者反思如何进行“回归新闻本位”的历史书写。从将“新闻事业发展”作为研究主题、内容，探讨新闻“是什么”“说什么”“怎么说”“印证了什么”“起了什么作用”等的线性叙述；到思考如何从“现代化”切入，采取何种路径、观念和方法深挖“史料”,形成“事实”，“描述、解释、贯穿”现代化情境下百年新闻事业发展。[19]第三，新闻个案史研究受到重视。既有报刊个案史著作有，又有报人研究著作。第四，新闻专题史研究成果丰硕。如广播电视史、少数民族新闻史、新闻传播学术史、评论史、广告史和新闻法制史等方面均有成果涌现。第五，地方新闻史著作不断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年出版的《上海新闻史-》，全书11章83节，79万字，全面系统地介绍与评述至年上海新闻事业产生、发展与变化的历史，是一部有分量、有水平、有价值的地方新闻史专著。第六，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发展起来，渐成独立新闻史分支。年出版的《日本报业简史》，成为改革开放后大陆最早出版的外国新闻史著作。至年，大陆外国新闻史有四本著作问世，分别是《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世界新闻史大事记》、《七国新闻传播事业》、《世界新闻史纲》等。此后，外国新闻传播著作和教材纷纷出版。第七，新闻工具书出版增多。为了方便展示，详见下表：在恢复展开阶段，新闻传播史研究者立足当下，呼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开展了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年，“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成立，先后出版了《中国的广播节目》《中国的广播电台》《中国的电视台》《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梅益谈广播电视》。年，“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编辑部成立，开始编撰《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系列丛书；同年《中国军队报刊简史（-）》、《中国中央电视台30年：-》先后出版。年，方汉奇等主编出版《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同年张涛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年，艾知生和刘习良主编出版《中国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十四年——广播电影电视卷》。年，童兵出版著作《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年，钟沛璋主编出版了《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年，杨伟光等主编出版了《中国中央电视台30年：-》。

四

反思创新：

-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

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第三阶段是-年的反思创新阶段。进入21世纪后，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该阶段，中国经济在持续稳定发展基础上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各项指标在世界排名中不断攀升，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势头迅猛，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传统媒体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媒体集团不断转型升级，媒体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据《中国新闻年鉴1》统计，年全国各级报纸出版种数为种，平均期印数.52万份；全国期刊出版总计种，平均期印数万册。而据《中国新闻年鉴》，全国报纸出版总量年全国共出版报纸种，平均期印数.05万份；而全国共出版期刊种，平均期印数万册。截止年5月，全国共有传统广播电视不出机构座，其中广播电台座，电视台座，教育电视台43座，广播电视台座（含县级广播电视台座）。[20]虽然传统的媒体在宏观调控下无大变化，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则锐不可挡，新旧媒体不断融合发展，影响力越来越大。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新闻管理局成立，标志着网络传播管理体系初步形成。根据《第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截至年6月底，中国上网计算机数为万台，上网用户人数万。而8年后，截至8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增至2.53亿，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到了年6月底，根据《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数量更是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在新闻事业迅猛发展中，新闻教育及其学术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在反思中不断创新，数量和质量得到了全面地提升。数量上，在《四个阶段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四个阶段平均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中，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书籍出版数量达种，平均每年为66.69种；在《四个阶段新闻史研究期刊文章数量》《四个阶段新闻史平均文章数量》中，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文章发表篇，平均每年.85篇，均是历史新高。质量上，则是通过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者的不断反思，不断创新，精益求精，写出了许多精品力作。世纪之交，新闻传播史研究者抱着对历史负责任的精神从理论自觉的角度回望百年历史，对新闻传播学科发展进行世纪回顾的术史反思。年，丁淦林在《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一文中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表现在：研究队伍壮大了，成立了专业研究机构和团体；学术阵地扩大，学术研讨活动增多；成果丰硕，展示了学科风貌。他主张：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新闻史学科应该同其他学科一样，乃至同我国的各行各业一样，认真总结过去，积极开拓未来。[21]他希望研究者要做填平补齐的工作，学科内涵应该扩容，研究要细化深化，要将中国新闻传播史置于国际背景多中来研究，改进研究方法。同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召开了以“世界新闻传播年”为主体的学术研讨会。与会的90余名学者递交了73篇格局特色的论文，从宏观角度总结了过去年全国新闻传播的轨迹、特点和规律，分析了中国“入世”对中国新闻业的挑战和新闻改革的应对策略。会后出版了《世界新闻传播年》文集。1年，《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之《新闻史学史卷》《理论新闻学卷》《应用新闻学卷》《传播学卷》《宣传学和舆论学卷》《台湾新的传播事业卷》等六卷本丛书陆续出版。这是十几位作者三年多时间的研究成果，是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共同心血，展示了多年来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勾画了它们未来发展的基本轮廓。尤其，《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全面系统总结、评价了关于多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包括：新闻史发展的分期，各时期新闻史的研究特点、各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代表性的新闻史学者及其成就、贡献和影响，他们的局限、不足和阙失等。读者从中可以了解百年来我国新闻史发展演变的基本历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新闻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作者总结认为：20世纪这年来，中国历史新闻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偶然、分散研究，到专人专职研究；从单篇文章描述历史过程，到系统经验总结，到探索新闻规律的变化、发展，说明了新闻史已成为一门科学，已成为武装新闻工作者精神文明的传统力量，也是说明现在、启示未来的智慧所在。[3]作者指出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不足，如某些研究方向，“重复建设”比较厉害；一些研究者的学术功力不够；比较忽视史学规范；也给未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指明了方向，要继续开拓研究新领域；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提倡中外比较新闻史的研究；发挥学术团体的作用等。此后陆续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2）《聚焦与扫描：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等。年开始，新闻传播史研究者不断探讨新的新闻史研究路径与创新思路，在观点交流和碰撞中，新闻传播史研究在反思中取得发展。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大学》共同组织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于该刊第1期刊登了一组稿件，包括丁淦林的《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吴文虎的《本体迷失和边缘越位——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误区》、李彬的《“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黄瑚的《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黄旦的《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等五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存在和问题和创新的体例、视野和方法。如丁淦林认为：年所确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范式，盛行于20世纪50至70年代，影响至今。我们需要在这个范式的基础上，调整治史思想、转换研究视角、改进研究方法，同时重新划分历史时期，充实研究内容，从而创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吴文虎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出现革命史化的问题，造成了非本体的边缘越位和本体的薄弱以至迷失，应以历史本体论作为导向，注重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认真而细致地进行反思和探究。李彬提出，为了摆脱新闻史研究的尴尬处境，可以借鉴“新史学”的路径，探求一种“新新闻史”。黄瑚则以新闻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诉求相结合为研究视角，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进行了阐释。黄旦在论文主张：以报刊为合法性主体的历史，才是真正称得上报刊史。当下我国报刊史研究的问题，乃在于忽视了主体性问题，从而报刊的历史成了历史的报刊。该组文章在社会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引起同行专家的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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